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1952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
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息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我罗嗦地讲了这许多话，都是讲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我该怎么说呢？我说形势大好，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一段我引用在这里来结束我的讲话："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在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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