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虽然批评张惠言用贤人君子的感情来讲关于爱情的词是不对的，但奇妙的是，王先生自己也曾这样讲过，对，最著名的就是他关于“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在这段文字中，分别有三首词，第一首是北宋晏殊的《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凤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笼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从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晏殊本来要写的是相思离别。
第二首是柳永的《蝶恋花》：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在这首词中，柳永写的是相思，因为相思而憔悴消瘦，衣带渐宽，但是不会后悔，因为是为了爱的那个人，值得消瘦憔悴。
第三首是辛弃疾的《青玉案》：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峨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辛弃疾写的是在元月十五日花灯聚会之上寻找我所爱的那个人，找了很久，猛然一回头才发现，那个人没有在那些繁华喧闹的人群之中，而是在灯火最冷落、最阑珊的角落。
有人会说，王国维你批评张惠言牵强附会，你自己不也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了，我们且看在《人间词话》中，王先生在说完三种境界之后，还有一句呢：
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所以，王国维和张惠言是有本质不同的，王国维是“借他人美酒浇自己胸中块垒”，而张惠言就有点牵强附会的感觉了。
王国维为什么从这些写爱情的词里边，看到了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呢？······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的词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文学作品，它本来是不在社会伦理道德的范围标准之内的。可是，词这个东西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它可以给读者丰富的多方面的联想。
诗多给人以直接生发，词多给人以联想。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阐释学与现象学”的结合体
阐释学，英文hermeneutics，最初只西方对于《圣经》的解释。解释《圣经》的人，不但要仔细研究古代希伯来文《圣经》每个字的确切含义，而且要研究当时那个社会文化背景，它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现象学，英文phenomenology，研究的是人的思想意识，当你接触到外面宇宙万物各种现象的时候的一种意识的意向性活动。也就是当主题的意识跟客体的现象相接触的时候，主题的意识就产生了一种活动，这个活动是带着一种intentional的，就是一种意向性的。
研究阐释学的人，往往把阐释学与现象学结合起来，认为作者写作的时候，会有一种主体的意识的活动，所以研究欣赏评析一首诗词，要回溯，探讨原来作者的思想意识是怎样活动的。
这样问题就来了：
这阐释学家说，虽然尽量要追寻作者的原意，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完全撇弃了自我，用纯粹的客观来追寻作者的原意，(i1766.com)因为我们每一个追寻的人都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教育背景、社会文化的背景，时代的背景。每一个人的性格感情都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读一首诗歌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想法，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说白了其实就是在评析诗词过程中的“局部再创作”，做阐释的人对诗词的解释，不一定全部都是原来作者的意思，“而是一种衍生义（significance），是把自己种种因素加上去的一种衍生的意思”。
词比诗更容易造成衍生义的结果，为什么
诗：写诗的人，在写的时候就知道他要写什么，他写的往往是他本身的意志观念，不管是直接还是含蓄，我们不能对诗人的诗作随便解释，他想要表达的情感态度或者价值观是基本确定的。
词：词在初起的时候，是读书人写给歌女去唱的，没有想把作者的理想怀抱意志写到词里去；可是，刚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里面说过了，每个人都会带着自身的种种去欣赏，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作者在写的时候无法避免的会在其中不知不觉暗含了自己潜意识里的一些东西，他自己甚至都意识不到，有一句话说：
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
词人在写词的时候，是带着一份轻松愉悦的心情，不用端着架子，不知不觉反而把更真实的自己表现了出来，这种“真实”不同于诗文当中一本正经的伦理道德，更接近于人的真性情，而这种至真至情，古往今来往往是相通的。
所以，词给人以更多的生发和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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