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博厄斯派人类学的代表性研究者，对文化性质、文化与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探索是其研究重点。这也在本书关于日本民族文化对国民个人性格形成影响等方面有诸多体现。本尼迪克特本人从没有去过日本，对日语掌握也不甚熟练，这是后世许多研究者对她进行批评的一个方向。其次她也是一名著名的女诗人，喜爱诗歌，有不少学者认为她对于诗歌、死亡等主题的感性认知，或多或少影响到她对日本文化、民族特性的理解。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在美日双方交战、无法进行实地考察、大量缺乏原始资料、文化隔阂严重且语言不通等重重困难下，本尼迪克特在总结之前美国学者所整理的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凭借其专业敏锐的眼光看到二战中的日本所展露出文化的矛盾性、双重性。
虽然《菊与刀》一书在日本出版后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称其开启了日本战后“重寻民族灵魂”的时代。但事实上在出版后不久的1950年5月，日本民族学、文化学等领域的大家，如川岛武宜、和?哲郎、柳田国男等，就在《民族学研究》杂志开辟特集对其进行探讨。争议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缺乏历史层面的考察，把日本人当成了同质性人群，忽略了社会阶层差异的影响；二是在分析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时把其作为静止的东西来看待，忽视了历史变化；三是思维方式的主观价值判断倾向，对西方和日本文化一“罪”一“耻”的判词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在我看来，本尼迪克特用“耻”来概括日本文化是不够全面的，她在对日本文化研究的过程中，还忽略了中国对日本产生的难以磨灭的影响。正如日本学者森三树三郎所言，“日本的‘耻文化’实际上源于中国传统的‘耻文化’。” 这种在乎别人评价，并以此规范自身外在行为的文化心态，恐怕不单单只出现在日本人身上。本尼迪克特笔下极端自尊，重视名誉，害怕失败的日本人，又何尝不是有着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人的影子。同时，日本文化也含有“罪文化”，即内因驱动的内在行为规范部分，并在不同情境下与“耻文化”相互转换。换而言之，本尼迪克特所谈的“耻文化”，我认为是日本文化的“浅层”，其社会及个人的伦理规范依然要靠“罪文化”维持。一个人往往能同时体验到“耻”与“罪”两种情感，两者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将它们一分为二，认为两者毫无关联，就像提线木偶仅靠外界驱使，那它永远只是木偶而非能够进行“自我”思考、行动的人类。
同时，我也完全不赞同对《菊与刀》一书的绝对批判，如美国学者拉米斯在《内化的外国——<菊与刀>再考》中，几乎彻底否定了《菊与刀》的学术价值。拉米斯称该书是本尼迪克特给美国战争情报局提供的政策研究，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宣传色彩，“所谓的文化相对性的自我批判精神完全消失，而代之以充满自信的征服者态度”。诸如此类的观点，虽有其客观现实基础，但对我们而言，在观察日本、分析其民族特性时，可以将《菊与刀》作为重要参考，但绝不必把它神化。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要考虑的是如何学习、运用书中的观察研究方法，并从书中汲取成败经验教训。
以史为镜，知兴替，以人为镜，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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