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远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它在我们身上培植起来的每一种力都只是发展出一种新的需要。物质枷锁的束缚使人越来越胆颤心惊，因而怕失去什么的畏惧甚至窒息了要求上进的热烈冲动，逆来顺受这个准则被看作是最高的生活智慧。因此，我们看到，时代的精神就是徘徊于乖戾与粗野、不自然与纯自然、迷信与道德的无信仰之间；暂时还能抑制这种精神的，仅仅是坏事之间的平衡。”[ （德）席勒著：《席勒经典美学文论》，范大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26页]
席勒认为，文明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有用”，“有用是这个时代崇拜的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侍奉它，一切才智都要尊崇它”[ 同上，第209页]。在《论美书简》中，席勒说美是“现象中的自由”、“现象中的自律”，美以其自律性是超越现实的，而当现实被“有用”包围时，美就被逼退了。因此，席勒说：“事态的运行给时代的天才一个方向，迫使他越来越远离理想的艺术。”于是，“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成一个碎片”[ 同上，第231页]。在文明社会的大机器上，人只能听到齿轮的嘈杂声，而听不到来自内心的和谐之音。在这种境况下，席勒认为，“培育感觉功能是时代更为紧迫的需要，不仅因为它们是一种手段，可以使已经得到改善的审视力对生活发生作用，而且还因为它本身就唤起审视力的改善”[ 同上，第245页]。
上述问题使席勒联系上了康德的思想。康德认为，人是感性（自然）的，也是理性（精神）的。较之康德，席勒更强调前者，并认为只有两者和谐统一才是人真正的本质，人才能成为“完整人”。感性要求多样性，理性要求一体性，两者各具片面性，在现代文明社会，二者对立，人被单面化了。（从中可见席勒对康德方法上的继承，即康德的“二律背反”的方法，黑格尔后来发展出来“对立面的统一”的方法）但席勒并不全盘否定文明社会，他认为文明化是人类的必经阶段。他主张向前看，人类应该通过文艺恢复人的整体性。读书笔记
文艺何以具备如此功能呢？人兼有感性和理性两种天性，感性天性对应人的“状态”，随时随地都在变化，而理性天性对应人的“人格”，是形式，始终不变。因此，人处于一种对立要求之中：一方面理性天性要求有实在性，一方面感性天性要求有形式性，前者为“形式冲动”，后者为“感性冲动”。在古希腊社会，二者是和谐统一的，而在现代社会，二者处于对立状态，如要实现人的“完整性”，就需要第三种冲动——“游戏冲动”。“游戏冲动”使自然的强制和精神的强制相互抵消，使“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相反相成，使感性和理性相互协调，使人进入“审美王国”。席勒还认为，人格通过“关照与感觉”消除感性与理性的对立，这种能力为人的“神性”，即想象力——创造美的能力。他说：“人在他的人格中无可否认地带有这种趋向神性的天赋，而人通往神性的道路——如果可以把永远不会达到目标的东西称为道路的话——是在感性中打开的。”[ 同上，第264页]因此，“游戏冲动”与“神性”是一致的。
席勒赋予了艺术家几近救世者的地位，他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遇到他们，你都要以高尚的、伟大的、精神丰富的形式把他们围住，四周用杰出事物的象征把他们包围，直到假像胜过现实，艺术胜过自然为止。”[ 同上，第252页]席勒的美学思想会被冠以“乌托邦”的帽子，但正是这种审美的“乌托邦”体现了席勒的现实关怀与责任意识。他承续康德的话语继续言说，为美学开辟了现代性审美批判一维。虽被指为“乌托邦”，但他的眼光投向的是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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