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金星，山西师范大学14级历史系
历史学者很像调查案件的刑事侦探，为追求事件真相从最广的范围内寻找蛛丝马迹，剥离层层迷雾，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也是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一书中，针对中国古代官修二十四史真实性时要求进行辨疑的原因，“中国历史的事实都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经历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与伪造……若把他们（古史专家）当作偶像一般而去崇拜。跟了他们的脚步而作应声虫，那么，我用了同样的方式去读古书时，我也就是古人的奴隶了”。
的确，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过程中，对历史的评价或多或少的会被现实中如政治、文化、价值观等因素绑架，加之中国史学家不自觉的泛道德化议论，看似言之有据的中肯评论，实则有断章取义与论据不足之嫌。换句话说。饰非掩过、歌功颂德或者道德高度的谴责与妖魔化都不是历史，而是在构建“神话”。从文义而言，神话是指人为虚构的不真实的事情，本文所言的神话，内涵更广泛、更模糊，直指历史的本质问题，也就是真实性的问题。正如后世指责雍正皇帝是嗜杀暴虐、大兴文字狱、不讲人权的暴君，甚至编造血滴子这样的恐怖组织来加深这一印象，或赞扬其在任十三年间日复一日的勤勉节俭、严肃吏治从而借古讽今，亦或两者组合一下，先扬后抑（或者先抑后扬），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待古人，用二分法正反各打一棒，这都是构建现代神话，而非恢复过去。历史学者从来是历史的真情旁观者，而非历史的感性当事人。
舒衡哲先生在《五四远动新探》一书中写道：“如果把五四运动恢复到人的层次……就有把它降低为边缘事件的危险……即仅仅具有历史内涵而无价值观、忠诚精神和远大理想等追求的事件。”去掉历史的神话色彩，从而降低历史评论中所谓历史意义重要性的事件，可谓不胜枚举。过去的历史教材非常关注辛亥革命中谁打响了武装反抗清王室的第一枪，于是有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段子，老师问：“谁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二枪？”大家抓耳挠腮，不得其解之际，有位同学翻开课本看到“黄兴连开三枪”。这第一枪的意义，就是后世政治史学家赋予的神话。再如当人们得知张大千栩栩如生的佛像画技来自于其对敦煌壁画的直接永久性破坏时，艺术爱好者永远失去了他们敬爱的张大千。我在学习民国史的时候，得知从列强手中夺取治外法权，恢复主权的第一个成功案例来自于汪伪政府的艰苦谈判时，使我对过去南京伪政府一些固定印象得以改观，如卖国求荣、丧权辱国等。当然，说这些并不是为了翻案或者哗众取宠，问题在于，如何剥离那些或宏大或不堪的面纱，从而还原属于事件本身的历史。而且，我们有没有资格给历史定性，用我们后人的价值观来评价历史。
值得商榷的是，今天仍旧有许多历史爱好者喜欢说“……的行为（或结果）体现了历史的局限性”或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显然是受我们大脑中根深蒂固的进步史观的影响，认为历史的发展必定是向前的、进步的。姑且不论进步史观正确与否，任何不假思索，张口即来的局限性与历史的必然这样的用语，同样是在构建神话，而非认真的探知过去。例如，高中课本中论及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模范式的答案是“百日维新的失败，在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局限性”，这里的软弱与局限特指康梁等人面对守旧集团的妥协。如果妥协就是软弱，革命就是不软弱，那么古今中外的改革本身就是打破旧体制，旧利益，各方为了进一步良性发展进行抗争与妥协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看，所谓的“历史的局限性”从始至终贯穿于人类的历史之中。
至于论及“历史的必然”。历史当然有其一定的发展规律，但这种规律本身并不像数学或者物理那样可以用公式表达，事实上，就历史规律而言，存在着不确定性与突变性，甚至于历史这门学科本身的危机在于，历史学者的研究是在已知历史的结果的情况下，可以从任一时间节点展开研究分析，从而得出我们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与规律。但是，导致一件历史事件发生的因素有很多，决策人的个人意志、群众运动思潮、气候灾害、突发事件等，这些因素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领导拍拍脑门、突发洪水地震、恐怖事件等，只要其中的一个变量或几个变量改变，那么历史结果就会大为不同。如果没有1899?1900年席卷华北与西北的大旱灾，华北农民是否会放下手中的农活投身于义和团运动也是一个未知。历史结果如此的不确定，那么那些所谓的必然性结论也就不攻自破。
当然，抛开神话色彩后的历史本真，仍然是值得我们进行探索研究的，正如任何人都不可能割裂自己的过去，丢弃自己的记忆，历史的智慧与真相依然是人类进步的基础。一名优秀的历史学者在书写历史时，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尽可能的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准确并且真实地再现过去。但是历史神话制造者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他们再现过去的目标在于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哪怕在求证过程中遇到决定性的反例，也可以避之不谈，换而言之，其本身目的并不是求真，而是为了政治、意识形态、个人情感等现实方面而服务。
就描述历史而言，任何历史事件经过人脑加工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性别、阶层、国籍、种族、时代、政治立场等因素影响，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所有的历史学家，不论他们抱有什么目的，都在创造历史传统，他们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创造中，粉碎并重构历史的各种形象。”事实上，无论历史学家还是神话的制造者，都不会认为自己构建神话，因为作为描述历史，必定有一定的“可信度”。他们的区别大概在于，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复杂性与细微性，而神话制造者则片面的看待历史，用个别特质与特性作为历史的本质。例如，作为法国皇帝拿破仑，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就给各国人民以不同的印象。在法国，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拯救了内外交困的法国革命；在英国，他就化身成为一个妄图统治整个欧洲大陆的独裁暴君；在德意志地区，他被视为解放者，带来了自由与平等的新观念；而在西班牙与沙俄看来，他是侵略者，试图压迫他们的人民，掠夺他们的土地。当然，关于拿破仑这样的神话形象自有其真实的一面，也部分地符合一些历史事实，但是，这样挂一漏万的描述，并不是历史，哪怕这些形象组合起来也不是历史。直到这样相互矛盾的结论得到相互结合，相互证明，不再有其他问题搁置时，这才开始向实事求是的历史迈出一步。
最后，我引用柯文先生在《历史三调》中的论点作为总结，“历史是对真实尽可能全面客观的描述。”“历史学家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调解人。”将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用公正平等的眼光看待，不神话历史，抛弃那些明显意识形态的历史定论，把历史还原为更为平易近人的通识，成为人类可以正确认识自己的记忆。唯有如此，当我们这些历史爱好者或历史学者在落笔春秋之间，可以被后人当之无愧的称为??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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