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浩
树的移植：我知道它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见”。有时，在春天或者秋天的公路上，我会遇到装载大树的卡车。那些树已经足够高大，甚至都小有沧桑，硕大的树根和根部的泥土被粗草绳仔细地包裹起来，伤掉的细根似可忽略不计。它们将会被移植到城市，路边或者公园，携带着这一小点儿的“故土”然后开始新的生长。它们会长得更高大些，部分的根须会获得延展，把原属于异乡的土也一并紧紧抓牢。
我要说的并不是树。我要说的，是贵州，安顺，一个叫屯堡的地方，和那里生活的“少数民族”。屯堡居住的“少数民族”其实是更严格意义上的汉人，他们的祖上来自明朝时的中原，是征战和屯兵的结果。
这些来自中原的将士被安插在屯堡，之后他们的家人，妻儿，或者在中原被招募、被迁移的男男女女也跟着来到了这里，就像……就像树的移植，它的根要被拔起，同时，为了它的成活，带给它一些“故土”。是的，就像是树的移植，他们在这个完全异乡的地方扎下了根，在这块异乡，他们部分的根须获得了伸展，一起紧紧抓牢那小部分的故土。
那一小点儿的故土：这些迁徙者和他们的子孙，曾经固执地将它固执地守住，让它尽可能地不融化，不变异——这是他们从中原所带过来的，我们可以从这份固执中看到迁徙者们的“念念不忘”。那一小点儿的故土是：语言，服装和发式，被称为“地戏”的传统戏剧，生活习惯，也许还包括家族观念，邻里关系……进屯堡的路上，有一个专门的纪念馆，在那里，我见到了屯堡人的传统服装，见到了地戏表演用的面具。据说，地戏表演内容以“杨家将”、“薛家将”为主，很中原化。是的，这一小点儿的故土在一个中原的汉人那里也变得古老而新鲜了，变得异质了，他们固执的坚守竟使得自己完全地区别于“中原”，他们至少在六百多的时间里，远离中原的风起云涌，少受其它文化文明的冲击。
这种坚守：使他们这些人成为了恒久的“少数民族”，成为了恒久的异乡人，即使在他们生长的这片土地上，我想他们的归属和认同也不会强烈，他们大约有一种永恒性的局外感。在不被融合、融化的固执里，除了怀乡这种病症，我想大约还有着某种精神上的高傲。
我们在雾中上山。有雾掩映的屯堡其实更有独特的美，有它自己的时间史，有它自己的时间长度和额外宽度，有单独属于它的时间粘稠——这点，在云山屯更为明显，更为强烈。走在古老的石阶上，走在石质的、木质的古老房子之间，那种时间的粘稠感是显见的，让人仿若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中，仿若进入到了历史。何况那雾，遮住了向更远处望见的雾。在“我们的”时间之外，这是屯堡给我的强烈感觉。当战事平息，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在这片陌生、偏僻的地方得到安顿，休养生息，刻意而固执地保持着祖辈的文化和习惯，慢慢，它和“我们的”时间脱开了，它有了自己的坚固。在云山屯，它们保留的是明时的建筑，至少是明时的风格，它们也成为树的根部的小片故土，慰藉着一代一代的怀乡病。六百，在屯堡之外已几度风雨变幻，当他们把和“外界”的路一一打开，突然发现，那个臆想的、被记忆的“故土”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模样。
云山屯，它的静寂让我意外。它的静寂更凸显了它的质感和美，它几乎是空的，旷的，单独属于我们这少数几位来访者的，它允许你向任何一处探幽。远处有些许的鸡鸣，引得近处石房角落里的鸡也跟着叫起来，那一刻，我都想停下来，止住呼吸——在云山屯，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任何一个人都是外在于这个时间这片土地的，在进入到它们的地域里，我们必须保证对“主人”的敬重使它们免被打扰。我们走远些的时候，回头，有几只鸡缓缓走上了石阶，走在我们刚走过的路上，它们安然的样子让人感动。
朋友们说，这座屯堡除了少数的老人外，其他的人多数已经下山，他们接受与“我们”同样的教育，穿同样的服装，泡吧，上网，经商或外出打工……屯堡的“少数民族”正在普遍地汉化，重新成为汉人。屯堡，用不了几，就会变成一个完全的象征，一种旅游资源，一种可在“外人”面前展示的、不具根脉感的文化。
在屯堡博物馆里，讲解的小姑娘给我们叙述的只有博物馆墙壁文字上提供的那些，她远不如一个“外人”，博学的杜应国先生对屯堡知道得更多，包括她服饰中的文化内涵——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指责，甚至有小小的欣慰。当然，我对这份欣慰也有些忐忑和质疑。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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