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大约6 000~7 000年前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谷地,即今伊拉克境内,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也称苏美尔文明)。依靠充足的灌溉水源和犁的发明,农民生产了超出他们家庭所需要的食物,剩余的谷物开启了城市发展的大门。但是,他们的灌溉技术并不是可持续的,水坝和运河渐渐淤塞,河水漫灌和盐分累积使土壤逐渐失去肥力。美索不达米亚人没有机会来阻止环境的退化。由于技术不足以及频繁受到入侵者的袭扰,他们忍受着巨大的生态灾难的煎熬,文明因而走向衰亡。
希腊人和罗马人同样没有摆脱这种命运。当文明在东端新月形区域湮灭时,地中海盆地大部分地区森林茂密,乔木由松树、橡树以及其他叶厚而抗干旱的树种组成,植物生态学家称之为硬叶林,水分条件也较好。据记载,当第一批定居者到达科西嘉时,那儿的海岸还是树木参天,船只的桅杆甚至被伸向海中的巨大树干击坏。在地中海森林荫护下,这一地区土壤肥沃,后来一度成为罗马帝国的谷仓。古希腊人首次改变了这一景观。迫于人口增长的压力,很多森林被砍伐以满足对木材、薪木及木炭(用于制陶等生产过程)的需求。森林的更新又为土壤侵蚀和山羊所阻碍。山羊被称为“有角的蝗虫”,它们能够适应极其恶劣的生态环境,啃食一切可吃的东西。柏拉图曾这样描述雅典周围地区:“现在剩下的和过去存在过的相比,就像一个骨瘦如柴的病人,所有土地上的脂肪和肉都消耗尽了,剩下的只是赤裸的土地骨架。”
罗马人对地球则持有一种占有观。他们认为地球是智人的财产,可以按人们所希望的任何方式来开发利用。在罗马帝国时期,受罗马农业生产系统的推动,森林砍伐从东部土耳其的加利利山地和陶鲁斯山脉,一直蔓延到西班牙的内华达山脉。在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的斗兽游戏中,成千上万的动物死去,一些大型动物如狮子在希腊和上埃及绝迹。在罗马人的思想中,美和功利紧紧维系在一起,罗马的社会伦理中丝毫没有“保护”二字,他们以通过努力创造的“第二自然”为骄傲。老普林尼(Pliny,23~79)曾写道,人类有时滥用他们的母亲──地球。但他和大多数罗马人一样,仅仅将这种滥用看作是使用智慧的一个失误。这样,罗马帝国赖以维持的生命支持系统逐渐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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