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的起源发展与称呼

提起的起源，长期以来，人们都认可是五代时后蜀主孟昶之桃符题词。这在很多有关楹联的书籍中都有记载，然而也有不少人对此持有异议，而且一直进行着考据。这种说法虽显得相对化，与事实有违，但对联产生于唐却基础契合对联发展的历史。

说对联从哪一个人开始，这原来就不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由于任何事物的产生都要经过一个孕育、酝酿的进程，对联也不例外。从对联情势上推究其渊源，个别都以为是战国时期户悬的“桃符”。那时人们为了祈福除灾，用桃木制成长方形的木版，因为桃木被视为仙木，百鬼畏之。木版上刻上咒语，以求风调雨顺，绝处逢生，这就是桃符。后来又在桃木符上题写了神荼、郁垒二鬼的名字，神话颜色就更浓重了，把这看作是两字联，何尝不可。后蜀主孟昶在寝门桃符上书写“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便被人认定为对联的开端。孟昶桃符题词是公元964年，距唐亡(904)相隔六十年，宋朝建国已有四年。这时诗歌的发展，经由唐代文体已很齐备，近体诗格律已经确立。对联以律句为尺度句式，发展成熟于唐，显然是通情达理的。至于以前的对联，与我们今天说的对联概念显然不是一回事。对联形式只能在南朝沈约发现汉字四声以后和律诗格律定型之后，孟昶题词在唐末与宋交时，词句也绝对工稳，被视为对联起源才是合乎情理的。为此有人不厌其烦地去搜查，以便发现最早的对联，以别树一帜，似无必要。

以孟昶桃符题词为对联起源，且有史书可查，不仅是认为它最早，当另有起因，这波及到一个半科学式的典故。实在，孟昶题联于寝门祈福是当时每年年节都有的事，只是题“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成为他败亡的谶语罢了。谶语就是预言和前兆。孟昶题此联之后，宋太祖赵匡胤灭了后蜀，派吕余庆为成都知府，这就应了上联“纳余庆”。“长春”是宋太祖诞节名称，这就应了下联“号长春”。封建社会，人们把谶语奉若神明，视为天命。孟昶题词预示自己的灭亡，这也是老天爷唆使的成果，因而史书便记载下来，也就成了史载的对联起源。固然有许多对联比这副对联早良多，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并不把对联视为文学作品，只看作是“雕虫小技”，所以史书从不记载。只是这副对联关乎国运，因此才有幸载入史册。当然对联代替桃符后，桃符并未一下子消散，还和对联同时使用了好长时光。北宋王安石的《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可见，当时桃符还在民间广泛使用，以后逐渐被对联调换。

假如从对联的句式特色、俪词、骈语这些语言因素来推究，咱们能够上溯到殷周之前。刘勰在《文心雕龙·俪辞》中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破。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低相须，做作成对。”这就清楚地阐释了对偶句式、句法是远古人在生活中天然发生的，接着还援用了皋陶“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跟大禹“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俪辞，卒然对尔”的话作为证实。史学家澜还从古人传学的习惯长进一步阐明俪辞呈现的法则性。他说：“古人传学，多凭口耳，事理同异，聚类相从，记忆匪艰，讽诵易熟，此经典之文，所以多用俪语也。”到了反应公元前十一世纪大公元前六世纪生涯的《诗经》，其对偶语不足为奇。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便是例证。从语言句式角度看，不能说这些不是对联的雏形。及至当前的诗歌、辞赋、骈文中都存在大批的对偶式俪句。六朝时代，人称四六句的骈文之风竟构成一股强盛的潮流。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记》记录了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作联的史实。刘罢官后，不出门，本人在大门上提写：“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语句为骈俪，又书于门上，怎能说这不是对联呢?如果以此为最早对联，那对联的来源比孟昶题桃符早了四百五十余年。

民间还流传着王羲之撰对联每每被人偷走的故事。史书无载，故事梗概是这样的。王羲之年节书“春风春雨春光，新年新岁新景”，刚贴出便被别人偷走。又书“莺啼百里，燕语南邻”，又被人偷走。王寻思后书联，让人拦腰剪开，先贴出上半截——“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下便无人“偷”了。初一拂晓，又贴出下半截，全联成为：福无双至本日至，灾患丛生昨夜行。路人见后，无不叹服。这个故事一方面说明王的书法受人青眼，另一方面解释王的机灵和运用文字的工夫，意在赞扬王。但对联在东晋时已经造成，至今还未有确实的史料证明，而且这副春联的语言也是春联风行后的特色。显然，这是后来好事者的杜撰。

唐代近体诗逐步定型，对仗句式也成为律诗的特点，这就奠定了对联的语言基本。在文人圈子里，布满了互相应答、戏谑、问难、赠答等故事。长安八景中的“曲江流饮”，便是行酒令对答的记载。他们坐在曲江池边，让一人先说出上句，称之为“出句”。而后在羽觞里盛满酒，让流水载着酒杯流浪，杯子停在谁眼前，谁就按请求答复出句，回答的句子称“对句”。这是一种既高雅又幽默的文化游戏，一些笔记中多有记载。例如：

[1]举令云：马援以马革裹尸，逝世而后已;

答者曰：李耳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

[2]举令云：锄麂触槐，死作木边之鬼;

答者曰：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

至于文人相互求对的，就更多了。《全唐诗话》载李义山对温庭筠说：“近得一联句‘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庭筠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这些明显是彼此配合创作的对联，但唐以诗为正宗文学，把对句只看成是学习做诗的训练，故不载入史册，一些笔记所载也是当做轶闻趣事的。至于太原晋祠有唐太宗所书联，岳阳楼上雕屏“水天一色，风月无边”，题名是“长庚李白”，这些什物人们虽不能确定，但也很难否认。初唐诗人骆宾王(一说宋之问)题杭州西湖韬光庵观海亭的“楼观桑田日，门对浙江潮”，也是对联。近年湖北黄梅县柳林乡，发现唐穆宗李恒题赠太尉陈机(封楚国公)的对联：“麒麟阁上精力爽，虎豹关前胆气豪。”联文前还有“御笔亲书”四字。穆宗在位仅四年，即从公元821年至公元824年。如果把此联假设为824年书写，那比孟昶题联也早一百四十年。可见对联起源于孟昶并非事实，但孟昶那副题联因预示了国度消亡引起了大的社会震撼而惊扰青史。平心而论，孟昶在遍及对联上实属一位热忱的提倡者。宋史说：“初，昶在蜀……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可知孟昶题联于寝门祈福，是每年除夕必做的一件事，已相沿成习，并非偶尔一次。《宋代楹联辑要》中也记有孟昶曾在花园百花潭与群臣宴，兵部尚书王瑶便撰联：“十字水中分岛屿，数目花外见楼台。”这也是标准的园林题景联了。对联发展至宋代，得到了更普遍的利用，喜庆、祝寿、挽吊各个范畴，都开始运用对联这一文学款式。王安石、苏东坡等文豪都是对联圣手。文人互对成为常常性的文明运动，甚至在外交活动中也有了问对角逐。一些说书本、中也大量应用对联。

元代较之宋代，对联出现较少，但也有像赵孟?所题的西湖灵隐寺对联，就十分杰出。

龙涧风回，万壑松涛连海气;

鹫峰云敛，千年桂月印湖光。

元代的杂剧，简直不不必工稳对称的互对句作题目的。如《窦娥冤》即为：“秉鉴持衡廉访法，感天动地窦娥冤。”

明清是对联发展的壮盛时期。明太祖朱元璋便是倡导推行对联的带头人。《簪云楼杂说》载：“时太祖都金陵，于大年节忽传旨，公卿士嫡门上须加春联一首。太祖亲微行涌现，认为笑乐。”天子的敕令，一夜之间使都城家家户户贴上了迎新对联，到处充斥树碑立传的文字，真是一派新景象。朱元璋还为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御书了春联：

破虏平蛮，功贯古今第一人;

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朱元璋徜徉大巷冷巷，迟疑满志地沿路复查对联，发明有一阉猪为业的苗家，因请不到人写对联而发愁。他便着手写了一副对联：

双手劈开生绝路，

一刀切断长短根。

虽言阉猪这小小职业，语意却大气澎湃，这大略是最早的行业联了。

清代因康熙玄烨和乾隆等皇帝有对对联的爱好，使得对联这一文学样式盛行不衰。从明初到近代，解缙、唐寅、纪晓岚、翁方纲、袁枚、郑板桥、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对联大家接踵迭起，有关对联的书也纷纷层出，对联已成为人们生活领域和各行各业应用最为广泛、运用最为机动的文学体裁，可以说是雅俗共赏的文学轻骑兵。

对联在长期传播过程中，称谓甚多。普通人称为对子，文一点称对联，再雅一点称作楹联。楹本是房柱或门柱。楹联原指张贴或镌刻在楹柱上的对联，后来成为对联的别称和雅称。其余常用的称谓还有联对、联语、联句、对句、对语、偶语、楹贴、楹句、桃符等。还有一些不常用的，如俪语、俪言、骈言、骈语、连语、诗余、诗钟、小道、小品等。这许多都是以前楹联著述的书名或书中的称谓，懂得一下也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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