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余秋雨与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踏访世界文明古国的痕迹，结果发现了什么？古埃及神秘的文明，如今只剩炎炎烈日下的断壁残垣与夜晚的风沙；古巴比伦辉煌的建筑与文物，早已在多次战乱中毁坏散落……许多我们熟知的历史古国已不复存在。唯有中国文化传承至今，甚至经过百年战火的洗礼与外来文化的入侵后，不但没有被同化或消失，反而在新的时代中焕发异彩，像磁石一样吸引、同化着其他文化。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的核心都在于“人”，文明的延续在于人的精神的传承。中华文化的精髓，起源于春秋战国的“儒”与“道”。这两大思想千年来统领着中国人的精神，早已融入了我们祖祖辈辈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催眠”。那么，这样强大的“场”是怎样影响和催眠我们的呢？

　　作为中国最早的经典学派，道家以老子的学说为代表。那么，什么是“道”呢？根据《尔雅》中的解释：“一达之谓道”，“道”就是“达”。从字的结构上来看，“道”可拆为“首”与“走”，就是头在考虑走的地方，即自我发展的方向。综合两者，我认为，所谓道，就是指人在进行一切行为活动时的精神层面。这是什么样的层面呢？就是人心归自然，让自己的精神与天地统一起来，达到一种“你好、我好、世界好”的“清静”状态。
儒家学说以孔子为代表，在儒家的经典理论中，有这样四种人生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即完善自我。孔子给出了完善自我的两个关键标准——“仁”、“礼”，并将其作为后三者的基础。也就是说，无论“齐家”、“治国”抑或“平天下”，关键都在于使人讲求“仁”与“礼”。这四种境界实际上都是在讲个人价值实现的程度，为人们提供了在社会中发展的一种模式。也正因为如此，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前后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表面看来，“儒”与“道”两种学说似乎格格不入，但是几千年来道家与儒家一直并肩统领着国学思想，关键一点就在于两种学说都追求“你好、我好、世界好”的和谐状态，只是关注的范围不同。如此一来，这两种思想就能从多个方面给人以精神上的指导，从精神的各个角度催眠人们，维系中华文明的灵魂。

　　儒家倡导人“出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在体现个人价值的同时获得地位与荣华富贵。儒学还构建了人与人的和谐场面，让统治者觉得这是一种极好的治国教民的依据，因此全套搬用作为国学。于是，对于读书人来说，做官是再清晰不过的美好画面了，很多人甚至亲眼见证了身边的邻人和朋友拥有权力、财富、成就的场面。这种直接的刺激，最容易驱动人们去模仿儒学中所倡导的行为模式，经过多人（甚至几代人）重复之后，儒学就成为整个社会中的无意识动力点，很多人想都不想就直奔升官发财的道路，这就形成了儒学的催眠效应。

　　儒家的思想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然而权力、财富、自我价值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于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虽然儒家本身倡导和谐礼让的道德趋向，但是人们对自身的关注还是达到了某种“狂热”的程度，导致欲念丛生。《淮南子》原道篇中说：“夫喜怒者，道之邪也；忧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过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薄气发喑，惊怖为狂；忧悲多患，病乃成积；好憎繁多，祸乃相随。”这里描述的就是因此而产生的痛苦的精神状态。为摆脱这种痛苦，人们又发现了道家思想的“超然物外、清净无为”。
 

“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放弃那些过分的欲念，将关注点扩大到自然界，顺应世界的变化，回归“真我”（自然属性）。当那些遭受痛苦、失意的人遇到道家理论，往往发现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一下子打开了他们的精神层面，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在自然界广阔的天地里，顺应发展而自然行事，更能带来精神上的轻松与快乐——这正是他们想要而没有得到的。于是，人们痛苦的精神在道家那里得到了自由。这样一种自我认同的状态，也同样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在大众中形成了另外一个无意识场。这两种文化相辅相成，联系人、社会与自然，强大的无意识场造成了强烈的催眠效应。

　　在西方心理学界，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 1908-1970）提出了著名的人类五大需求层次理论——生存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与归宿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我们发现这与中国儒家的四大境界颇有相似之处，不过马斯洛认为这五个层次是由下到上逐步被满足的，与国学中的“儒”、“道”相比，后者更加灵活、广博。正是这种灵活与广博，让不同时代、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人都能有精神上的寄托，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寄托，社会才能往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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