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敢以写作长篇史诗为文学抱负，更不是每个作家都能以完成煌煌巨著为此生作结。陕西作家群却不乏胸怀如此大志的作家，黄土作家群更是集结了一批发愤著书、至死不渝的作家。这种追求与气度，当首推柳青为写完《创业史》而洒下的汗、为写不完《创业史》而流下的泪。而同样以农村乡土为写作资源、以现实主义为写作手法的陕西作家王汶石，处在与柳青相近的年代、相似的环境，占据他创作主体的却是中、短篇小说，长篇仅有二十余万字的小说《黑凤》(1963 年)出版。以此对比，用这种追求与气度浇灌日常写作并且结出硕果，黄土文学流派成员何止需要魄力，更需要毅力与耐力。

　　诚如众多文学评论者所概括的那样，作家前期的中、短篇及至小型长篇创作，往往都是在做后期长篇巨制的铺垫工作。柳青本人对此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作家所有的作品，从广义上来说，都是为他后来的作品做准备——思想上的准备，艺术上的准备。”

　　从不曾离开过“生活的学校”、并不断进修于“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中，彼时柳青对于《创业史》的构思可谓“蓄谋已久”——包括由生活过程中作者自己思想感情发生变化和创作过程中作品中人物思想感情发生变化这两部分所构成的完整的构思过程，因此他做出了分四部写的长远规划。在认定作品的主题越单纯越好的基础上，柳青将前两部的主题设定为农民如何放弃私有制、接受公有制，而将后两部的主题预定为农民如何习惯公有制、捍卫公有制，前后一致围绕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正如柳青所言，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一个作家的考验：不单单在考验他劳动的坚韧性，也在考验他的生活基础、文学才能和思想修养。而柳青的经验就是自我克制与忍耐，还有坚持工作。正是以每日反复锤炼、不过千八百字的谨严态度，柳青硬是用六年的时间完成了三十余万字的《创业史》第一部(初稿)，又用十余年的精力改定了十二万字的《创业史》第二部的上卷，后在《延河》连载了下卷的前四章。作品前后四部，笔触所聚焦的下堡村已从几个互助生产组发展到一个初级合作社，再将出现另一初级社作为竞争对象，而后二合一联合为高级合作社。这一变迁历程，从个体层面来讲，涉及人们思想的、感情的变化过渡;从整体局面而言，也遍及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变化过程。这不能不说具备史诗的品格——为了探索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揭示新旧事物的矛盾、反映新旧力量的斗争，以新事物获得肯定从而否定旧事物、新力量获得胜利从而击败旧力量，来最终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柳青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党员作家，他忠诚于党的文学事业，由衷热爱基层工作，并在多种场合坦言自己的忠诚之心和热爱之情。他在为时代所鼓舞、感奋于新生活的同时，怀此宏愿在胸，便致力用文学语言将它广布于世，可仔细思量，这何其艰巨!然而，柳青凭着无比的热情——“一个对人冷淡无情和对社会事业漠不关心的人，无论他怎么善于观察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承受住了“文革”期间的身心摧残，并在病体垂危的状态下为《创业史》第一部的再版和第二部(上、下卷)的出版、连载做了最后的努力，随之带着毕生心血未尽的遗恨与世长辞。“如果这后十年不是这样历史地不幸，那他《创业史》的三四部是完全可以写完的。”作品以乡谚“创业难……”开启小说天地，作家竟因“创业难……”告别艺术世界。终究无人续此鸿篇，空有生者临文嗟叹!

　　柳青的个人遗憾与文坛的群体痛惜掣动着陕西作家的创作神经，此种敏感以黄土作家尤甚——路遥只怕不能在被疾病拖累至死前为至爱的作品收尾，陈忠实惟恐没法用长篇向迫近“知天命”年岁的自己交待。正是他们与生命赛跑、甚至和死神较量的勇气，才用一部部舍生忘死著就的史诗一笔笔为黄土文学流派涂抹上了生命无限的浑圆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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