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对政治又非常惧怕，常认为政治是以诈术为手段，目的在争权夺利。而所谓的公共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幌子，实际上在掩饰个人的权力动机。 久而久之，大家对于政治，便采取了两极化的看法、抱持不一样的心态。这种矛盾的知，倘若不能加以化解，做出合理澄清，试问，社会人群的共同事务应当如何推行处理？又该如何建立起共识，使大家能够求同存异，在和谐的社会秩序中分工合作，谋求整体生活的安宁与幸福呢？ “政”指众人的事务，治理众人的事务即为“政治”。可见广义的政治，其涵盖面很广。在家称为“家政”；在国便是“国政”；邮有“邮政”；户有“户政”；学校也有“教育行政”；而各行各业存在的目的，实际上也是为众人谋福利，因此可称为“业政”。 换言之，把众人的事务推广到极致，便可成为创造一切人生文化价值的事业。、
我们从《论语》中可以发现，中国儒者倡导“礼让”，然而，一旦是为了替天下兴公利、除公害的时候，就极力主张“当仁不让”。清初大儒顾炎武更明确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呼吁知识分子应当把政治清明，视为君子本来就应当尽到的责任。不像西方人那样，只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均等。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知道良好的政治秩序，是经济、社会、教育的根本基础。尽管近百年来，西方学说一直强调“经济”应该和“政治”分开、道德感化的力量不如法律那么有效等学说。但我们心知肚明，中国人有自己行之已久的做法，可以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走出一条自己独特的大道。
《大学》这一部经典，便是我国所独有的政治哲学之精髓。以自我修养和道德感化为基础，把“德行”与“德政”合而为一。采取除暴安良的做法，发挥仁者“体天行道”(非“替天行道”)的精神，从而建立起百姓安和乐利的生活，并引导整体社会走向止于至善的正道。 以五千年的历史为镜，更印证了《大学》之道是“经”，意即根本不变的常则。历朝历代不论实行哪一种体制，只要能够真正据以实践者，皆能缔造出良好政绩，获得百姓的拥戴。 “经”是根本，本立而道生。每个时代有其不同特性，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然而，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方向正确、方法有效、方式合理，并发挥中国固有的“持经达变”的精神，必能“继旧开新”，走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现代化的中国，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恢复古代体制，更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这些想法，都已经被证明了根本行不通。 “本立”实际上是我们研读国学的最大好处──把原来的“立国之本”搞清楚、弄明白，然后自然而然地，就能做到“道生”──生出在现代可行的道来！ “国际化”不应该是“西方化”，而“现代化”则必须是“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敬恳各界先进朋友，不吝赐教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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