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据老子书中对于当时政治社会所发的种种理论而推测其历史背景
老子言：不尚贤，使民不争。
孔子时，虽亦有意矫正当时贵族政治之弊害，而仅及正名，惟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重返于往昔贵族统制安宁期之状态。在孔子当时，似尚未能彻底破除以前“血统亲亲”之旧观念，而明白提出尚贤之新主张。
墨子时，贵族世袭之制，以次崩坏，弊害昭显，墨子遂针对时弊，因倡尚贤。然就墨子时政治实况大体而言之，固亦仍是贵族血统世袭之旧局面，未能骤臻理想尚贤之境。下及战国中期，于是学者尚贤理论，乃始一变而为政治上之真实情况。
更后而尚贤制亦见弊害，乃复有针对时病，而发为“不尚贤”之教者；故，老子言“不尚贤”则必在战国中期以后。
另，老子书称在上者为“圣人”、“侯王”、“人主”，有“器长”、“官长”之称，这些均为战国晚期人的观念。
二、以学术思想之系统言之
先秦显学，实惟“儒”、“墨”两家，此韩非已言之。其后起诸家，则“法”源于儒；“农”、“名”、“道”源于墨；“阴阳”家兼融儒、道，最为晚出。
在儒、墨之初期，其议论大体，归于反抗当时贵族阶级之骄僭，而思加以改革。儒义缓和，可称右派。墨义激进，当为左派。
墨主“兼爱”，论其思想“底里”，亦为反对当时贵族阶级之特权。墨家之所以证成其“兼爱”之说者，曰“天志”，此为墨家思想之初期；今当暂称之为“天志的兼爱论”，或“宗教的兼爱论”。
继此以往，墨说又大变，虽亦同主兼爱，而所以需兼爱之理据，则不复远推于“天志”，而别创为“万物一体”之论。万物既属一体，则兼爱自所当然。其所以证成万物之为一体者，主要则在于对物名之种种综合与分析；今当暂称此为“明辨的兼爱论”。为此主张者，后世目之为“名家”，而惠施其魁杰也。此亦墨家思想之流变也。
庄子的“万物一体论”。庄子自创新义，从实际事物做观察，而认出万物实体之随时迁化，变动不居。此“假于异物?于通体”之变，在庄子谓之为为“物化”。物化之分析，至于最后一阶段，则有其大通合一，至细而不可察者，庄子名之曰“气”。凡所谓“物”之成毁，则皆假于异物，?于同体之一气之变化。精而论之，则皆一气之运行也。
若是言之，亦足证成万物之一体，而似较惠施之仅止于名言之辨者，为切实而进步矣。庄子又称此天地万物之一气运行者曰“道”。“道”字之新观念，可谓由庄子而确立。
墨子思想之贡献：提出平民阶级与贵族阶级之一体而平等；——“爱”字。
惠施思想之贡献：在能超出人类范围，而论点扩及乎宇宙万物，以寻求其平等之一体；——“物”字。
庄子思想之贡献：在能继承惠施，进而打破古代相传“天神创世”之说，而别自建立其“万物一体”之新论证。——“道”字。
老子书中言“道”，则显近于庄子，而复有其不同。其一曰：道先天地而存在。其次老子言道，始分“阴“”阳”。今当暂称此派为“阴阳的万物一体论”，其义乃畅发于易传。易传成书，则亦出老子之后也。
惠施之后复有公孙龙，彼乃不谈万物一体，而专意于辨”名“”实“。公孙龙之主张，一名止于一实，一实亦止于一名。其立论思想，尤偏重在名数之分析，而更不再及于综合之一面。故公孙龙之所谓“名”，与以前之所谓“名”者又绝不同。
老子书开首即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谓天地万物尽于“道”，此庄周之说也；谓天地万物尽于“名”，则公孙龙之说也。两说决不相同，老子书乃混归于一。此老子书犹较公孙龙为晚出也。
老子书中言“道”，其含义与庄周不得不违异，举其大者有二：（1）老子以“一”言“道”；（2）老子以“无”言“道”。老庄思想显然不同之处：（1）庄子：万物之迁化而认其为道；老子：推寻万物生成之本原而名之曰“道”；（2）老子：在道与万物之间，别有“象”之一级。
以上：老子书中论万物原始，混并庄周、公孙龙两派为说，故既言“阴”“阳”，又辨名言，含义往往相冲突。
墨子主“兼爱”，一变而为惠施之万物一体论，又转化而为庄周之物化论，以及公孙龙之惟名论。庄周、公孙龙之说，又合并而成老子之虚无论。
老子书中之人生论，其说似又别有据，而且与其宇宙论部分不相条贯。如下申说：
墨学贵实行，非礼非乐、节用节葬、苦行自刻，为墨说之基点，而特副之以“兼爱”之妙辨。兼爱论之发展，而有惠施、公孙龙为名家，至其苦行自刻之精神，则传而为农家，如许行是也。盖持墨家“兼爱”之说，视人之父若其父，其论为人所难信，于是有惠施起，而造为“万物一体”之新说；而苦行自刻，生勤死薄，其事又为人所难守，于是有宋?（kēng）起，而造为“人心欲寡不欲多”之新说。宋?：墨学晚起一大师。
余观老子书，其言人生涉世之道，大体从宋?来。宋?立论凡三大纲：（1）情欲少，不欲多；（2）见侮不辱；（3）容为心行。“人心能容”之说，亦宋?所特创也。此皆当时认为宋?所创之新说，而今老子书皆有之。
故，老子书出宋?、公孙龙同时稍后之说也。
三、从文学形式（古人著书之文体发展）
春秋之际，王官之学未尽坠，学术不及于民间，私家以著书自传者殆无见。
至于孔门儒学，始播王官六艺为家学。然孔子春秋本之鲁史，订正礼乐，亦不出王官六艺之范围。论语之书成于孔门，记言记事，仍是往者史官载笔之旧式也。
下逮孟子七篇，议论纵横，其文体若已远异于论语，然亦不脱记事记言之陈事。此皆当时著书体例之最早的法式也。
下至庄子，号为“荒唐”矣，然其书寓言十九，虽固妙论迭出，而若仍困于往昔记言记事之陈格；文体因循，犹未全变。然已能裁篇命题。
惠施之书五车，惜后世不传。
至公孙龙、荀子书，乃始严正之论体，超脱对话痕迹，不复遵袭记事记言之陈套，空所依傍，自抒理见。然荀子书，如议兵诸篇，亦复仍尊旧规也。
至老子书，洁净精微，语经凝练，既非对话，亦异论辨；此乃运思既熟，熔铸而出，有类格言，可备诵记，颇异乎以前诸家之例矣。此其为文体之进展，必皆出于战国之晚年，而不能早于论语、孟子、庄子之前。
另，诗、史、论之三者，可谓古代文学自然演进之三级。后有易大传，文体类似老子，均系散体论文之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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