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一天时间一气读完《曾国藩家书》，虽有囫囵吞枣之嫌，但枣味多少稍存齿间，尤其是曾国藩多次反复强调的一些观点，印象尤深，略作整理以求回味自勉。
其一：家和万事兴。
曾国藩素仰其祖父“积德累仁，救难济急”之风。对于族人亲友，尽其所能施以援手。他感念叔伯舅姑之恩德，因他们的困窘而不忍，故推爱有加，接济偿债，急人所难，济人水火，对他来说都是常事，也是分内之事。并且告诫诸弟，对于“宗族姻党，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只宜一概爱之敬之”，“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知恩图报，饮水溯源，以德报怨，孝悌友爱，正是这些品质维系了家族之和谐，家和，则万事兴。因为曾国藩认为，祖上累积的福报大多落在他一人头上，实在受之有愧，侵占了族人们的福报，所以尽自己所能，雨露均沾，多回报一些给其他家人，不致于折福损德。反观很多得志便张狂、六亲不认的，往往最后的下场就是众叛亲离。
其二：管好家里人。
曾国藩虽然家族观念很重，爱惜族人，但也对他们约束有加。有一次，曾国藩听说父亲去省城、县城替人说事求情，特意给叔父写信，让他劝告父亲不可干预公事，说地方官虽然碍于情面，表面上敷衍你，其实最烦此类说情干预，“凡乡绅管公事，地方官无不衔恨”，所以“望劝父亲总不到县，总不管事”，“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家中一切，有关系衙门者，以不与闻为妙”。想到我们现在，很多官员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执法者往往要铁面无私、秉公办事真的很难，有的案子刚有些眉目，甚至才一进场，就有各种方方面面的关系纷至沓来，某某长的亲戚、同学甚至同乡，或者亲戚的亲戚，关系网笼罩四方，这活儿也就别想干了。
还有一次，他听说家里人打算募捐以弥补地方官的亏空，要求家人“万不可出力”，“此事若各绅有意，吾家不必拦阻；若吾家倡议，万万不可”。因为官员亏空，多数是书吏“上则吃官，下则吃民”，中饱私囊，人民是无辜的，所以捐银弥亏这种事，不宜操之太急，必须人人自愿，如果强行摊派，就是把好事做成了坏事，反而被那些书吏拿做把柄，不得不防。这就是曾国藩谨慎之处，做人做事不图眼前虚名，能看到长远或成的隐患，深知家人“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于外”，低调行事，方不给自己埋下祸端。此外，在给他父亲的信里，他也希望约束族亲不仗势凌人，“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诉讼”。吃亏就是占便宜。这才是维系家族长久昌盛的根本。古今多少官员，自身或是能保清白，却是从家眷处产生了缝隙，而被“苍蝇”叮上，最终祸殃延己。
在选择媳妇方面，曾国藩同样谨慎。有人给他说了一家姓常的人家的女儿，估摸着是富贵人家，他却不愿。因为那听说那常家人喜欢“恃父势作威福，衣服鲜明，仆从煊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骄奢习气，乱我家规，诱我子弟好奢耳。”他理想的媳妇，只需“在乡间选一耕读人家之女”就好，足见他的观念并不同于一般门当户对，却是希望朴素寻常，知书达理就好。后来有了媳妇，他告诫儿子，让媳妇要下厨、纺织，不能因为出身富贵人家就不做家务，还要求媳妇女儿每年各给他做一双鞋及织布做成衣袜，考核女眷是否勤劳。
在他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期间，他的弟弟曾国荃也是主要将领之一，能征善战，家里族人也有不少投奔到他营里效劳，对于这种情况，曾国藩写信告诉弟弟，能照顾族人是好事，但不要“冗员浮杂”，确实不能发挥作用的族人，或者拿钱让他们回老家去，或者在营外单独安置，不让军中有“惰慢喧杂之象”。
这些细节之处，可以看出曾国藩治家之有情有严，正是出于这些约束，所以他可以平步青云，而无后院起火之忧。
其三：为人多惶恐。
曾国藩在家书里，多次提及一种惶恐的心态。
这种惶恐或存于戚族之间。比如“诸戚族家皆穷，而我家尚好”，他认为老天可以让他今天处于“丰亨”的境地，也可能明天让他处于诸戚族家的境地。所以认为处于顺境的时候，很惶恐地觉得老天待他太好了，“兢兢焉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所以要用自己的“余”补别人的不足，就算以后处于逆境，也会很惶恐的觉得老天待他很好，那种好不一定是真的很好，而是相比于比他更不足的人，也要感念天恩，“亦兢兢焉觉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已厚矣”，所以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不是像有的人，愿人穷不愿人富，看见别人比自己优渥一些，便羡慕嫉妒恨。
这种惶恐或存于兄弟之间。比如他在家书里多次教导几个幼弟，弟弟们就不乐意了，回信说他的书信让长辈看了“疑弟辈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自容”，他看了也是“不觉汗下”。这便像是在家人面前树立了一个“别人家的孩子”，让家人有所对比，给后来人造成较大压力。而对于这点，曾国藩的看法是：“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悌”，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认为如果在父母族党中有贤愚之分，那就是自己平时有讨好的意思，用了心计，使自己得到好名声，而让兄弟得到坏名声，以后定会在兄弟间产生嫌隙。所以要互相体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一家人互为一个整体，共同进步，才能永葆和睦家风。
这种惶恐或存于同僚之中。比如他认为自己升迁太快，“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甚至一列京官中唯独他有重庆（祖父母、父母均健在）之喜，也让他不胜惶恐。曾国藩熟读《易经》，深知日中则昃、月盈则亏的道理，明白这世上“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唯恐自己福泽太厚，不知祸患何处，所以平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阙斋’，盖求缺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基于这种观念，他认为家中的旧债不宜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办，甚至诸弟所需求的事物不能一一满足，也是求一种缺陷的平衡。曾国藩毕生追求的境界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认为“借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想到我们现在教养孩子，予取予求，恨不得天上月亮也给摘下来做玩具，如今想来，也怕是折了孩子的福分罢。由是想来，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倘若只有一半失意，则已算是上天眷顾了，凡事皆有定数，不可奢求太多。这样一想，什么孩子考差了、股票亏了、偶有小感冒、家里小争执什么的，都不算什么了，此处有缺憾才能有其他大圆满，心里求得平衡了，方可知足常乐。
至于学业之道，昨天已有赘述，余不一一。
纵观曾国藩之家书历历，其实多是琐碎小事，但就是这些琐碎细节之处，显出其博爱之气度，慎度之言行，勤俭之态度，严谨之作风，他并没有要求弟、子拼死读书、考取功名，但在他的教导下，几个幼弟从年少轻狂的官家子弟，成长为纵横一方的大将、重臣，两个儿子一则成为“学贯中西”之外交家，一则成为少年得志的数学家，成就都是不凡，而他本人，也被人誉为“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实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可见：细节决定成败，情怀成就大人。
虽然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但曾国藩家书里的精神的确值得我们细读，深思，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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