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在这过程里，相继有些文化人物如李泽厚、沈从文、巴金、周作人、张爱玲、陈寅恪、金庸、钱钟书、顾准等，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他们不仅是分别的个人，他们的言谈，关于他们的言谈，若加以系统的考察，可以领悟历史的深意。 对名人，有滥情的吹捧，有哗众的抨击。而本书的用意，是通过评述名人来解析社会思想文化，也是通过关注名人来关注我们自身。 这本书的书名虽然很普通，但是内容却值得我们阅读和深思，这些熟悉的名字，但是未必是我们熟悉的人，让我们一一走近他们，今天先从巴金巴老开始。 巴老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爽朗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一搜索巴金的图片，映入眼帘的全都是他爽朗的笑，就如本文配图所示。 巴金：人格的重建 其实对于巴金，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即使没有读过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不知道觉新、觉民，中学的各种考试题中也会经常出现他的名字。 在读者心中，如果要谈到巴金，对巴金稍有了解的人，大部分也只是止步于他的激流三部曲。其实巴金在晚年还写了一本书叫《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在这本《随想录》中，巴金对自己的过去进行追思回忆，深刻反省，写完这部全长四十二万字的散文巨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不仅意味着工作的艰辛，它还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下面分享两段以飨读者。 “奴隶意识的最大特征在于缺乏独立思考的自觉与能力，习惯于以别人的意志为意志，以现成的思想为思想，这种思想惰性也有利于抵消充当帮凶者在道义上和良心上受到谴责的压力，为实际上的叛卖行为制造掩护性的舆论。” “在我看来，觉新首先是个懦夫，其次又是一个清醒认识到自己悲剧性命运的懦夫。他绝不是愚昧麻木，“五四”新空气使他和他的弟妹一样，清楚地认识到封建家庭制度的罪恶、不义以及其必然崩溃的命运，但是他与他的弟妹们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本身又是这一行将崩溃的家庭制度的产物，他无法摔掉包袱，轻装地前行。” 虽然巴金的忏悔，让很多人敬佩不已。比如萧乾认为“巴金的伟大，在于敢于否定自己”。而本书的作者认为，巴金在《随想录》的忏悔，仍然是一种“忏悔的人”的忏悔，并未达到现代层次上的“人的忏悔”，就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表现的那样。
从“忏悔的人”到“人的忏悔”不在于忏悔范围的扩大或程度的加深，它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忏悔人的”人始终停留在具体的和阶段的性的层次上的忏悔…… 而“人的忏悔”则是表现为20世纪现代科学成果在人对自身认识范畴的一种折射，表现为人对自身局限的深刻理解和感悟，这种忏悔的对象不是人，它指向个人具体行为背后的某种人类的普遍性。 鲁迅笔下的狂人，对于“吃人”这一人类野蛮特征的认知，并不是某一阶段而言，从易牙蒸子到徐锡麟被吃，从法西斯屠杀犹太人到“文化大革命”中残酷的破坏，无不印证鲁迅这一现代感觉。
就以“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及其武斗内战为例，作者认为它在社会心理方面释放了潜藏于人的无意识区域中的兽性能量，这种兽性能量是每个人都可能具有的，在健全的社会环境中，它深深蛰伏于人的理性控制之下（偶尔也可能以社会刑事犯罪活动的形式冒出来）。
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正常秩序被打乱，使诸如疯狂的破坏欲和阴毒的迫害欲等人类最黑暗的心理与民族生命力处于极其枯萎的时代产生了感应、交合与击撞，以突然爆发的形式冲垮50年代就腐朽了的理性堤岸，如洪水般的咆哮着席卷社会。 人在这种时候感受到一种野兽扑食时的自由感和放纵感，任何犯罪行为都成为了可能。
虽然我们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感悟到这一点，但作为人类普遍局限（也可以作为一种罪行），它显然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民族所有的，在世界旮旯角落曾发生过的战争、残杀、迫害运动和恐怖主义，都可以视作人类兽性能量的集中释放所演化的不同形式。 对“文化大革命”中轮回式的劫难忏悔，可以是对个人的罪责及其报应的悔悟，也可以由此意识到人在历史狂潮中不可自主的犯罪行为，进而意识到人的悲剧性的局限。这里就有“忏悔的人”和“人的忏悔”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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