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获得诺奖后，其人其书更是家喻户晓。之前看过介绍和别人的书评，知道大体内容是讲述计划生育的发展史，作者以第一人称叙事，主人公是“我”的姑姑。心态很浮躁，看理论性的书籍也看不进去，于是乎读读小说吧。

用了一天零一上午，看完了《蛙》。看了前面的一篇书评，是莫言的一个好友写的，自然颇多溢美之词。我没有很深入地思考，初步的感觉就是这部小说在莫言的作品中显得很另类，《蛙》的风格与之前的作品风格迥异。莫言以前的作品多选取历史化的叙事，从《红高粱》到《丰乳肥臀》，故事框架置于时代历史的潮流之中。此次的《蛙》更像是直刺现实，一直写到当下，风格似乎突变。

与风格突变相结合的是叙事的形式。莫言绝对是一个创作天才，他能展示给你任何意想不到的艺术形式，极力拓展你阅读小说的想象空间。《蛙》是一部小说，但从形式上来说，又不仅仅是一部小说，这部作品融合书信、小说、话剧等各种艺术形式，在形式上做足了文章。书信体的使用，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形式上，这部小说是作者把故事讲给杉谷义人先生，是两个人的对话，但这是一部小说，读者绝非杉谷义人一个人，而是众多读者阅读莫言跟杉谷义人的对话，其实只有莫言的单向讲述。杉谷义人也许是作者虚构的一个故事中人，即便他是真的存在，也不影响莫言的单向叙述。这样所有的读者被置于阅读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信件的过程，这个书信体一下就把读者拉入现实之中。

小说最后的话剧承载着故事的结尾，也是莫言给杉谷义人承诺的最终展现。一方面完成了书信中的交代，即莫言跟杉谷义人一直承诺的剧作；另一方面，这几幕话剧也完成了整个故事的叙述，将同一时空内的人与故事统一到小说中来，完成了书信中未及出现的场面。这样，话剧既是书信的附着产物，又是与之并列的艺术形式，话剧嵌套在书信体中，又独立于书信体，并与书信一起完成了整篇故事。书信体的小说叙事方式断非莫言所创，但是这种多体式嵌套式叙事模式，莫言应该是最先使用者。姑且不论这种叙事模式的优劣，至少莫言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小说叙事的新的可能性。

除了形式上的创新，莫言在题材内容的选择上也与过去有所不同，也可以看做他风格转向的信号。首先是直刺社会现实。莫言把题材选取视角伸向了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这个题材本身就很富有话题性，可供选取的话题很多。这样的题材选取，使这部小说注定在出产之前就会备受关注，所以有人批评莫言也走向了商业化的写作道路。在此先不论《蛙》是否商业化写作，首先商业化写作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模糊不定的，没有确切的所指。尤其是在如今这样一个文学高产的时代，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纯文学等界限不清，很难说一部作品是不是商业化写作。再进一步说，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优劣，不应以是否是商业化写作为依据。商业化写作这一概念本身即有自身的褒贬倾向，这是一个带有价值判断的概念。我认为商业化写作这一概念不应该出现在文学批评术语之中，即使出现，也不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优劣的价值标准。

《蛙》这部作品是暗含了作者的批判倾向的，这种倾向深深地隐藏在作品之中。作者用第一人称叙事，而且“我”在故事中承担了很大的分量，这就很难以第三人称视角的客观性来批判“我”所看到的社会的不合理性，这可能是作者故意设置的隐性叙事，将批判暗含于整体的叙事，很难从单一的事件与个人视角读出。再就是姑姑的主体性位置，作为“我”的姑姑，姑姑在故事中是绝对的核心，她既是叙事的中心，整个故事叙事要围绕她进行；又是作者创造的艺术世界的核心，整个高密东北乡的计划生育都在她的掌控之下，她掌控着这个有限世界的生生死死。

作者对现实的批判通过姑姑表现出来——不是通过对姑姑的否定，而是通过姑姑的自我忏悔。姑姑是计划生育的执行者，实际上就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在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在涉及到人的生育的权利时，作为计划生育政策和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姑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她掌控着这片土地上的生生死死。姑姑就是人格化了的国家意志，当个人生育意识与国家意志发生冲突时，只能是个人悲剧的上演，因为个人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权力对抗，姑姑正因为自觉代表国家，所以在执行时有种自我崇高化，觉得一切都是理直气壮，毫无人情可言。于是，一个个孕妇死于姑姑的威逼，最大的悲剧自然是“我”的妻子。“我”的姑姑逼死“我”的妻子，“我”们之间都是亲属，“我”们之间有血缘关系，“我”与姑姑都是姓万，然而没有亲情可言，死亡就在这血缘、亲情、同祖同宗的亲密关系中血淋淋地展现，横亘在其间的是法律，是国家政策，是国家权力。这是血与火的缠绵，最终血被大火烘干，连一丝腥味都不会留下，只有残忍的回忆。

“我”的妻子死去了，但姑姑依然故我地坚持她的强硬政策。就这样，她一直坚持着，直到她年老退休，她才停止了扼杀。在她的晚年，她终于开始忏悔，忏悔一个个未及出生的小生命被她扼杀在母腹，甚至连同母体一起死去，姑姑手上沾满了父老乡亲的鲜血。姑姑自然是作者的一个艺术符号，姑姑的忏悔，代表着作者心中的一种价值判断，是对残忍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满，还是对工作人员残忍的工作方式不满？总之，姑姑是国家权力的化身，姑姑的忏悔，是作者隐含的自我认识的一种表露。如此明显的直刺现实的精神，这在莫言之前的所有作品里是没有的。

我们是否可以说：莫言的《蛙》标志着他创作风格的转变？对此，我不得而知。莫言还会有新的创作问世，我只是一如既往地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北京小红门乡龙爪树村村官 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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