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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和词的不同
在中国的韵文的各类文学体式之中，有一个传统，就是“文以载道”，读诗也讲究诗教，说“温柔敦厚”是“诗之教也”。
一般说来，中国的散文是要求文以载道，中国的诗歌也讲求诗教。“诗言志”，诗者志之所之，是重视它的思想内容，它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价值的。
词，我认为是在中国的文学体式之中一个非常微妙的文学体式，因为词在初起的时候，完全没有伦理和道德的思想意识在其中。为什么叫做词呢？其实只是歌词的意思。
这几段文字应该可以很明晰地告诉我们，诗和词的不同，说得更简单一些，“诗以言志，词以传情”。中国被称作“诗的国度”，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诗歌创作的辉煌成就，还因为诗歌悠久的历史，词在宋朝也达到过巅峰，和唐诗并举，但不管它多高，总是要差一个“辈分”，我们从词的一个别名“诗余”也可看出一二。
词的形成大概是这样的：隋唐以来，中国社会旧有音乐融合了当时外来音乐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而配合这种音乐唱出来的，就是“词”，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词”其实就是歌词；最早这种歌词在民间流行，后来读书人觉得，曲调很美但是歌词很俗，所以就自己开始填写，词于是逐渐开始转变它的角色和地位了。
顺便说一句，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经》，是先秦时候的经典了，最早的文人诗集应该是屈原的《楚辞》，那也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事儿了；而最早的一本文人诗客写的词集叫做《花间集》，完成已是晚唐五代十国期间，诗的高峰已经过去，所以我前面说“词”这个东西，比起“诗”来，至少要差一个“辈分”，在中国这样一个论资排辈的社会，可不是这样。
前段时间看袁腾飞的书，他说中国人从宋朝开始失去尚武精神。这个很有道理，在宋朝之前，比如唐朝，恢宏壮阔，积极进取，从诗歌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比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到了宋朝，主基调成了“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成了“庭院深深深几许”了。确实变得精致文雅了不少，不那么粗鲁了，但从整个国家来说，由诗到词，变得内敛而且失去锋芒了。
“出题先生”张皋文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词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本来不在中国过去的文以载道的教化的、伦理道德的、政治的衡量之内的。······可是，后来却发生了一种很奇妙的现象，就是后来词学家、词学评论家，他们就把道德伦理的价值标准，加在中国这个本来不受伦理道德限制的歌词上面去了。
在这个事情上，张皋文是一个典型。看过叶先生几本书之后，对张皋文这个人也有了一些了解，叶先生很喜欢举这个张皋文的例子，皋文兄在他的《词选·序》中说词这种文学形式，可以表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用叶先生翻译过来的话说就是：
可以表现那些有品德、有理想、有意志、有抱负的贤人君子他们内心之中最隐约最深曲的一种内心的怨悱，一种感动，一种追求而不得的这样的感情。
显然皋文兄是个道德家，典型的天朝读书人，他老人家觉得，词这东西根本不是只用来抒情的，或者只用来调情的，每一次抒情或调情的背后，都有贤人君子内心的怨悱和追求；当然不能否认，有部分读书人确实是一身正气，但是还有更多人只是嘴上仁义道德，看起来一本正经，内心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内心就不能怎么样，意思是，拜托，大家都表里如一点好么。
王国维先生显然就比较实在一些，在著名的《人间词话》里，他就批评张惠言说：
固哉皋文之为词也
意思就是，张惠言讲词，真是太顽固了。
像这些写词的词人，并没有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之情的用心，而张惠言要这样讲，所以说他是“深文罗织”，是自己画了一个框框，要把别人的作品都套在这个模式之中，这是错误的，这是顽固的，这是不应该的。
这段话除了说给张皋文老兄听，还可以说给谁听呢？出题先生。
考试的时候，尤其是语文试卷“诗词鉴赏”和“现代文阅读”部分，做起来很痛苦，原因就是出题先生们犯了皋文兄的病，自己定了一个框框，把选文套到这个框框里，然后让学生猜，这个框框是什么。
张皋文兄显然比出题先生要仁慈很多，因为他直接就讲给你听了，不用你猜，但是他想要在讲完之后，看到你对着他，信服而又赞许地不断点头。这样，他就满足了，给你高分。
本章完结，欲知后文，且听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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