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话虽有夸大之嫌，但是证明了《论语》在我国诸子百家著作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及其不可超越的地位，其中至多理论仍被世人视为真理，不但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名扬四海，被誉为东方的圣经。

在《卫灵公》里，他说道面对穷困潦倒的局面时，君子与小人就有了显而易见的不同。孔子认为他的生死观就是将“仁”作为最高标准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仁”。杀身成仁自古以来激励着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在《宪问》中，孔子讲到了言论与道德，勇敢与仁德之间的关系。孔子认为，勇敢只是仁德的一个方面，二者不能划等号。因此，一个人除了要勇之外，还应该修养其他的各种品德，从而变为有道德的人。孔子鄙视物理和权力，崇尚朴素和道德。所以他周游列国，宣扬自己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可惜并未受各国国君接纳。

在《子路》里，孔子阐述了自己对于“士”的理解。孔子认为，“士”首先是有知耻之心、不辱君命的人，偶担负一定的国家使命。其次是孝敬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再次才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至于现在的当政者，都是气量狭小的人根本算不得“士”。虽然孔子的认识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他敢于质疑统治者的精神。孔子眼里，统治者做到以“仁”待人待国后才称的上是“士”。

在《先进》中，孔子极力提倡“慎言”，不该说的话绝对不说。因为，白玉被玷污了，还可以把它磨去，而说错了的话，则无法挽回，希望人们言语要谨慎。

在《季氏》里孔子谈到，交朋友要结交那些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人，而不要结交那些逢迎献媚、花言巧语的人，要用礼乐调节自己，多多地称道别人的额好处，与君子交往注意不急躁、不隐瞒等等，这些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颜渊》中，孔子谈到了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他希望人们按照“忠信”、“仁义”的原则去办事，否则，感情用事，就会陷于迷惑之中。他认为要提高道德修养水平，首先在于踏踏实实地做事，不要过多地考虑物质利益；然后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过多地去指责别人；还要注意克服感情冲动的毛病，不要以自身的安危作为代价，这就可以辨别迷惑。

总而言之，孔子及其弟子的箴言警句在近日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规范人们的举止，提升思想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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