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散文选集》，散文集。巴金著。杨川庆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激流三部曲>(2374)》。

　　《巴金散文选集》为”百花散文书系”丛书现代卷之分册。共收入巴金1917年到1949年的61篇散文。

　　感动中国2003颁奖词这样评价巴金：

　　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地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主要内容。在巴金许多文论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火一样的文字：“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

　　真挚灼热、畅达自然，是巴金散文的基本“风骨”，是巴金作为作家的气质与作品风格和美质的融合。这种“风骨”，正是巴金区别于其他现代散文诸大家的独特个性，也是巴金一贯主张的“写作同生活的一致”、“作文和人的一致”的生动体现。

　　“大江来从万山中”——

　　作家的气质和作品的风格、美质、自然受制于作家的生活和思想。在分析巴金散文的创作道路及其特点的同时，不联系巴金独特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发展变化，进行深入的探讨，就散文谈散文，那是难以切中肯綮和深入堂奥的。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争议的几位文学巨擘之一。巴金研究及其争论同他的创作道路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自然主要是因为巴金创作的成就和影响巨大，同时也与巴金前期复杂的思想信仰，以及特定时代左翼文坛某些激进的情绪有关。引起争议的焦点，是巴金及其作品前期的基本思想是什么?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或是几者兼而有之?他的基本思想又是怎么形成的?与散文创作有什么复杂的关系?与很多大作家相似，巴金气质、思想，以及作品风格、美质的形成和发展，其源头广阔而博杂，其过程曲折而漫长，人和文的关系既复杂而又清晰。

　　巴金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北门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巴金在成都老家生活了19年。他后来多次说过，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三位先生”“在生活态度上(不是知识上)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我的行为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巴金：《我的几个先生》)。但是封建家庭的专制、虚伪和残酷，以及相互倾轧和腐化堕落，封建军阀社会的黑暗和种种罪恶，又使少年巴金的内心产生了‘憎恨’的苗”。他由“爱”而懂得“恨”，是对专制制度叛逆性格的第一步，同时在感情上也沟通了少年巴金接受丰富复杂的“五四”新思潮的通道。这一时期的“爱”、“忠实公道”、为理想而“自我牺牲”以及对虚伪、残酷的封建专制的“恨”，构成了巴金第一阶段思想基本的核心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以后巴金整个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无论今后几十年中巴金思想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充实了多少内容，这最初的思想“种子”已深深地扎下了根。

　　如前所述，巴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渠道错综、源流庞杂的，也有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也深深地打下了时代的烙印。成都老家的黑漆大门挡不住新时代潮流的冲击，封建专制的旧礼教的高墙也禁锢不了少年巴金寻求光明和理想的思绪。渐长，少年巴金“兴奋地读着”从革命热情高涨的北京、上海传入四川的《新青年》、《少年中国》、《每周评论》、《新潮》等宣传新文化的刊物，“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花一般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他也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写的和类似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和文章。如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节译本)，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高德曼、刘师复等的文章，以及成都一群激进的热血青年出版的《半月》上的《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宣言》等。他被那些“带煽动性的笔调”“征服”了，于是“建设互助、博爱、平等、自由的世界”、“无组织的自由结合”、财产“属于全体人民，人人各尽其所能，各取所需……”、劳工“是社会上的主人翁”、“举行大示威运动”，“为推翻那万恶的政府和万恶的资本阶级”“奋斗、牺牲、流血”、“上断头台”种种的理想、精神、观念、主张都鱼龙混杂地涌入少年巴金的脑海中。但即使是在他参加成都一些青年人组织的“均社”团体，并自称“安那其主义者”时，他只是零星地读了一些宣传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多种思潮的文章。并没有系统地研究和接受无政府主义理论，如1921年，年仅17岁的少年巴金在4 月份以“芾甘”的名字发表的第一篇短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和之后陆续发表的《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等几篇短论，其内容几乎都是对当时一些含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色彩和倾向的文章的介绍和复述，甚至有些语句都相似。这是巴金前期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他主要编写一些宣传品式的短论和试写一些小诗，以抒发他憎恨黑暗和专制，挚爱祖国和人民，追求理想和光明的感情。

　　封建旧礼教对有热情和有理想的年轻人的迫害、专制制度造成的黑暗、落后，纷至沓来的“五四”新思潮的启蒙和引导，少年巴金的灵魂骚动不安，内心热血沸腾。1923年，巴金终于冲出了成都老家禁锢的黑漆大门，到了上海、南京和北京，又于1927年初乘船到法国。这是巴金前期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三个时期。青年巴金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刊物，埋头阅读和研究法国大革命史、卢梭的著作、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等。广泛接触思想激进的青年，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同时办刊物，继续写《无政府主义的阶级性》，《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等短论，编写《断头台上》等传记，翻译《俄罗斯的悲剧》、《面包略取》等论文和著作。青年巴金称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同时也称法国民主主义先驱卢梭为“启蒙老师”，相信卢梭的“人生来是平等的”等理论。与此同时，还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一是两个为自己祖国寻求前进道路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萨珂和凡宰特被美国政府处以上电椅的酷刑;二是国内传来“四·一二”国民党政府对革命党人的血腥镇压。两次血的教训更激起了青年巴金为祖国的光明前途和人类的平等而“献身”的热情。在异国，青年巴金对“不幸的乡土”的怀念和对“祖国的命运”的渴求，像烈火似的日夜在心头燃烧。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青年巴金这一阶段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阅读和研究充满了梦幻般的热情，较前一时期广泛、自觉、系统;同时，民主的、人道的、爱国的思想也更为丰富、强烈和执著。创作上，这时期巴金主要写短论和杂感，只在旅法途中写了表现离国之痛和描写旅途风光的散文《海行杂记》，抒发浓烈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1928年底，青年巴金被强烈的爱国热情驱使，同时又满怀着自以为找到的济世良方，离法回国。虽然这时用“巴金”笔名第一次发表的中篇小说《灭亡》为他在文坛赢得了不小的声誉，他却热心于社会政治宣传，在短短的两年左右时间内翻译、撰写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和传记，如《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下)、《俄罗斯十女杰》等，还编著了一本他自己一生中唯一的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青年巴金自称这本书为“指示革命道路”的书。但由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得一些志士仁人的欢迎，同时，又由于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的空想性和虚弱性，根本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任何实际问题，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已失去了二十世纪初那种煽惑青年的锋芒，在群众的革命风暴中多次碰壁，有的无政府主义信徒甚至站到了革命运动的对立面。青年巴金在铁一样的事实面前，感到彷徨、痛苦。“我慢慢发现无政府主义不能解决矛盾，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不满足了，感到那是一条不切实际的路，但一时又找不到新的路。”(《巴金年谱》下册)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水深火热的人民和危机重重的民族，青年巴金将自己内心的矛盾、愤怒、痛苦以及对真理+的探索、对光明的追求，这种种积郁都倾吐于纸笔。赫尔岑说过：“凡是失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公众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巴金多次说他创作就是倾吐感情。在巴金思想发展到1928年至1936年这第四阶段中，他对社会的政治宣传由热衷很快转入怀疑、厌倦、淡漠，而文学创作的热情却空前高涨，尤其在1931年开笔写长篇小说《家》之后，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散文和小说创作。这些作品，尤其是他的散文，短短的几年中，就写作和出版了《短筒》(一)、《生之忏悔》、《点滴》、《旅途随笔》等四、五本集子。这些散文，以同情疾苦、憎恨黑暗、追求光明为中心内容，比小说更直接、更热烈、更明快地抒发了他内心忧郁、痛苦、挚爱和执著的感情。

　　1937年抗战爆发直至1949年，在巴金前期思想发展到第五个阶段时，巴金的社会政治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般说，这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这种质变的明显标志是：从这一时期起，巴金基本上不再翻译和编写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著作和传记、史话，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政治观基本决裂了;同时，反封建专制、反侵略、反压迫以及爱国爱民、追求光明、为理想献身等原有的思想、政治观和人生观更为强烈、更为火热、也更为深厚和执著。促进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30年代初，尤其是3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惨无人道的虐杀，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空泛无力，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以及全民反帝爱国传统精神的高扬，党领导下的如火如荼的群众抗日运动和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都使进步、正直、不倦探索真理的巴金彻底清醒和热血沸腾。他参加文艺界抗日团体，在抗日宣言上签名，大量创作以“发散热情”、“宣泄悲愤”、“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使年轻人“看出黎明中国的希望”。这一时期散文创作更为丰富，结集出版的有《旅途通讯》、《旅途杂记》、《控诉》、《梦与醉》、《黑土》、《龙·虎·狗》、《废园外》、《怀念》、《静夜的悲剧》等。这些散文明显的特色是愤怒揭露政府的黑暗，控诉侵略者的罪行，鼓舞人民同仇敌忾的斗志和坚定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艺术上强烈而深沉，明朗而醇厚，叙事、怀人、议论和抒情融为一炉。这一时期巴金的散文创作已渐臻圆熟洗炼的境界。

　　从以上筒略勾勒，不难看出，如果我们用渠道错综而清晰，源流庞杂却丰富来概括巴金在1949年前思想形成发展的大致脉络，以及与他散文创作的血肉联系，是比较准确的。

　　“我以我血荐轩辕”——

　　巴金说的“创作和生活的一致”，不仅是自己创作几十年经验的总结，也道出了创作与评论的一条真谛。这与古代文艺理论家刘勰讲的“风趣刚柔，宁致其气”、“事义深浅，未闻乖其学”、“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其基本道理是一脉相承的。因文体、样式各自长期形成的规定性，散文总是比小说更贴近作家自身，更能映照作家的本性心境。巴金的散文更是如此。

　　在概览了巴金前期思想的发展变化和散文创作历程之后，不难发现，巴金前期18本散文的美质，就是自始至终地跳动着、燃烧着一颗爱国爱民、救国救民和反对封建专制、反对侵略战争，以及探索真理，寻求光明的火热的心。

　　这颗火热的燃烧的心不仅仅来源于幼年母亲的“爱”的教育，也不仅仅是因为耳闻目睹了封建家庭中专制对民主的扼杀、邪恶对善良的迫害，它更因憎恨祸国殃民的黑暗制度和荼毒生灵的侵略战争而燃烧得愈加灼热。他的第一篇散文《可爱的人》写得稚嫩而质朴，透露出了少年巴金一颗仁爱善良的心。尔后巴金走南闯北，颠沛流离，与祖国和下层人民共同着命运。旅途中，警察挂在船头的招牌“花捐征收处”，使巴金明白了“靠女人皮肉吃饭”的政府的腐败，“买卖人口”的勾当也使巴金十分愤怒。这种记叙真实的人和事，用作家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为题材，以抒发作家爱国反帝感情的散文，大量的见于巴金40年代前后在抗战烽火中创作的游记。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巴金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昆明、柳州、贵阳、重庆、成都等城市。防空警报、飞机轰炸、战火瓦砾，以及成千上万人的流血和死亡—巴金在展现这些惨不忍睹的生活画面的同时，更谱写了一曲“国民精神”的颂歌。他的这些散文不仅着眼于“振动人心”，而且更致力于“照亮人心”(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巴金“把个人的情感溶化在为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斗者的情感里”，他于是越发增强了战斗的力量，越发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他满怀激情地写道：

　　就在炸弹和机关枪的不断的威胁中我还看到未来的黎明的曙光。我相信这黎明的新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在这抗战中的巨大牺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厦的基石。……所有的人都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牺牲，这目标会把中国拯救的。(巴金：《烽火·卷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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