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方案以推进素质教育为基点值得肯定。在“统一高考招生”制度不可能很快废弃的情况下，从2004年起有关专家和部门就在微观层面多方探索，试图通过“新课改”，在强化水平测试功能的同时，增加尽可能多样的选考内容，以淡化“一考定终身”的应试弊端。与此前11省份新高考方案出台的直接目的一样，北京新高考方案有利于引导基础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其次，方案呼应了教育多元化的社会需求。目前中国教育的基本矛盾，最根本的是大一统、一刀切、相对封闭的教育运作模式与多元化、多样化、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及需求不适应。就北京市来说，高等教育早已从大众化阶段跨入普及化阶段，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必然要求高考改革突破以往的运作模式，向“多层多轨多选择，多元多次多机会”方面变迁。新方案根据普通本科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不同培养目标和模式“分类定位”，探索以多元评价为特征的高职招生改革，这是适应高教改革和发展大趋势的理性选择。
□李宝元(北师大学教授)
其三，方案抓住了中国教育结构性矛盾的根本症结。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本应成为整个教育体系的主体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高等教育盲目追求单一的普通学历教育模式，与日趋多元化的职业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大批新成长的劳动者未经培训直接走上社会，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将高职教育招生改革作为高考改革的突破口，具有“重点突破”的策略效应。
当然，高考改革是循序渐进的试错过程，新方案中还有诸多细节问题需要深究。例如，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以怎样的速度节奏和监督方式逐步加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如何公正评估，并保证其在高校自主选拔录取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高职招生改革，究竟能够让多少学生真正受益；尽管定出了素质教育这个基点，但如何确保在试卷上得到落实，使之成为素质教育的指挥棒，等等，都需要在操作层面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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