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耕文明高度发达,而中国的村落正是脱胎于农耕文明之中,由传统的农耕文明所衍生。一般来说,村落文明是乡村居民在漫长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具体包括村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道德信仰、建筑雕塑、神话传说、戏曲舞蹈、方言俚语、服饰衣着等方方面面。我国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地理单元相对封闭,在传统时期人口流动缓慢,使得不同地区的村落呈现出不同的文明特征。这些文明真实记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是传统时代生产生活的真实反映。丰富多彩的村落不仅仅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文明的根源所在。

一、中国农耕文明的转型与乡村文明的衰落

中国的农耕文明源远流长。据研究,早在一万年前,在黄河、长江流域就出现了原始农耕部落。从那时起,农耕经济就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主要经济形式,完整的农业体系也逐步建立起来:在农业生产上,无论是作为"五谷"粮食作物,还是诸如棉、麻、桑等经济作物,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都有广泛种植;在农业技术上,中国古代的农民通过改进生产工具来提高耕作效率,兴修水利设施来进行农田灌溉;在农业理论上,通过对历代农业技术的总结和发展,产生了《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高水平的农业着作,进一步指导农业技术的进步。与此同时,在以农立国的传统中国,关乎农业生产的上层建筑也随之产生。魏特夫曾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指出: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是为了适应大规模的水利设施的建设,以便促进农业生产活动。虽然他的观点还有待商榷,但也反映出传统中国的上层建筑与农业生产的特殊关系。

村落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农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劳动的门类增多,人类劳动出现了分工,原来农牧不分的生产模式开始分化,农业渐渐独立于畜牧业,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减缓了迁徙的脚步,开始了"刀耕火种",农业聚落随之产生。农业技术进一步发展后,人类渐渐不需要依靠土地自身的肥力进行生产,逐渐由缓慢迁徙转化为固定生产,人类聚落也随之固定。

人们根据血缘关系、生产关系而形成集团式的聚居方式,这便是最初的村落。因而,从人类进入原始社会时期开始,村落就开始出现了。考古学家在西亚约旦河谷发现了一个距今 9000 多年的古村落,而中国最早的村落也距今 8200 年,此后乡村一直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聚落形式。

村落的形成原因各不相同,有的因地处水陆交通要冲而形成,有的因经济贸易而形成,有的因矿产开采而形成,有的因村民躲避战乱搬迁形成。在发展规模上,有的村落因地理位置,或政治经济优势,慢慢发展为市镇,再后来形成城市,有的乡村却由于地处偏僻而发展缓慢,甚至消失。虽然形成与发展各有不同,但在乡村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却大同小异。在传统中国,人们大多居住于乡村,人口也大多以从事农业为生,人们一般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的经济方式占了主导,由于土地资源极其有限,农村人口增长缓慢,人们生产、生活、获取信息都在乡村内完成,与外界交流较少。

中国的基层

管理体系也是以村为单位。在乡村社会里,有乡绅、保甲、宗族等一系列地方势力维持秩序,一般纠纷在村内乡绅的主持下就能够解决,极少情况下才需官府介入,有一定的自治性和独立性。在这样的条件下,经过几千年的漫长发展,中国的村落文明逐步发酵,形成了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一套文明体系。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开眼看世界",一个农业大国从此之后受到外来工商文明的冲击,自然经济开始出现裂痕。从 19 世纪上半叶到 20 世纪中叶,一个多世纪的动荡冲击着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人口缓慢地进入城市。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但是中国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明的根基没有动摇。直到三十年前,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中国加快了文明转型,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逐步向一个工业国转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将人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人口开始涌向城市;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市场经济成为主导,分配方式也逐渐多样化;社会整体化取代了乡村自治,外来文化挤压着传统文化的空间等等,这些变革都在冲击着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

人类由野蛮步入文明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低级文明到高级文明伴随着一次次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在不同的物质生产条件下,文明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迄今为止人类已走过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目前正在向"后工业文明"时代迈进。在此期间,伴随着人类文明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进步,一些传统物质和文化也在逐渐消亡。正如前文所述,乡村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而机器大生产,高效率、快节奏的生活冲击着陈旧的生产生活方式,新的工业文明使得乡村逐渐失去了其生命力,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不少空心村、无人村。中国的村落在最近几十年内大规模地消失正是中国乡村处于衰落之中的真实写照。

二、山西古村落的特点与现状

山西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水平发达,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其独特的生态环境、丰富多彩的文化样式及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影响着作为古代农耕文明载体的乡村,使得山西古村落有着典型性、完整性、多样性的特点。当代着名作家冯骥才曾经说过,山西古村落的保存现状与价值在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与中国其他省份的古村落比较,山西古村落有着鲜明的特点。

一是典型性。作为中国北方农耕文明的代表,山西古村落鲜明地反映了华夏先民在以黄土高原为地理背景下的生存状态,是特殊生态环境下斗争与适应的结果,堪称华夏农耕文明的范本。从夏朝以来,山西就是中华民族活动的核心区域。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位于今天的山西境内,因而发源于此的古村落最大化地保留了中华文明的精髓,现在我们依然能够从山西的不少农村中看到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秦汉之后,山西一直作为民族交流的核心地区,多种文化相融合,民族特色鲜明。明清之际,山西商人崛起,重商之风流行三晋,不少商人在衣锦还乡之后投入巨资兴建庄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晋商文化。可以说,华夏起源、民族融合、晋商崛起是山西古村落典型性的根源。

二是完整性。山西地处内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东面有太行山脉作为天然屏障阻隔了季风带来的水汽,使得黄土高原相对干燥,村内建筑和设施得以长期留存,而且不少村落坐落于地理偏僻、交通不便的地区,经济尚不发达,暂时没有受到过现代社会的侵蚀,村内的房屋、道路、戏台等建筑设施保存相对完好,有的至今还在发挥作用。在运城市新绛县的光村,至今还保留着大量自汉代以来各个朝代修建的房屋和设施,这些建筑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还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对于研究山西的历史与建筑留下了很好的范本。不仅如此,在不少村落里,传承古老农耕文明的人们依然生活在这1因而保留了不少民间习俗。这使得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古老的民俗得以代代相传。

三是多样性。山西地形支离破碎,省内分布着不同的自然区与地形区,地理单元相对独立,造就了不同的农业经济模式,所产生的乡村文明样式也各不相同。在山西南部以及河谷平原地带的农耕方式为精耕细作,经济较为发达。在山西北部,由于地处高寒,往往生产较为粗放,一般是种植业与畜牧业相结合,不同的生态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也造就了独特的村落形式。此外,山西历史上为汉族

与北方少数民族杂居之地,民族交流活跃,多民族的融合导致一些村落形成了独特的文明样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尽管山西乡村文明有着辉煌的过去,但是在文明转型的冲击下,我国逐渐从农耕文明时代步入工业文明时代,农村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改变落后生存环境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人们纷纷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农耕文明的基础受到威胁。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城镇化率正在逐年上升,已经从 1980 年代初的 20 %左右增加到 2014 年的54.77 %,城镇人口从 2011 年开始超过农村,到2014 年已经达到 7.5 亿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镇化速率逐渐加快,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这对于传统村落来说却是巨大的威胁。在此背景下,不少古村落的现状不容乐观,一些古村落已经消失。据统计数据显示,从 2 000 年到 2010年,我国的自然村从 360 万个减少到 270 万个,短短 10 年时间下降了 25 %,有 90 万个自然村已经消失。时至今日,作为农耕文明载体的古村落已岌岌可危,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目光聚焦到山西,在三晋大地上约有 3 500 个古村落,大多遭到破坏,目前只有约 500 个保存相对完整,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这部分传统村落大多集中在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迹罕至的山区。然而,即使是这些村落也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面临着毁灭、消失的危险。部分村落虽然经过有识之士的呼吁,受到政府与社会的关注,但伴随而来的却是旅游开发和过度利用,保护前景不容乐观。如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后沟古村经旅游开发后,不少村民为发展农家乐而将自家庭院内的传统建筑拆毁,破坏了古村内建筑的完整性和环境协调性。

古村落的衰落和消失是多种因素所造成的。首先,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转型的大时代,山西的城镇化建设逐步推进,传统的农业生产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进入企业,从而脱离了乡村。其次,环境问题也是造成古村落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是产煤大省,不少地区由于采煤过度而形成采空区,地表下陷,无法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废水、废渣、废气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另寻生计。第三,古村落一般地处偏僻,医疗卫生条件差,设备简陋,人员素质低,近年来随着乡村学校撤点并校,义务教育不得不集中展开,村里人口的就医入学也成为大问题,这也使得古村落内人数越来越少,不少村落成为"空心村".由于这些村落的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山西许多古村落的村民主体都是被戏称为"386199 部队的"留守妇女、儿童、老人,他们的文化生活极其匮乏,基本处于空白,传统的民俗活动已经基本消失,生活方式也越来越脱离传统。目前,城市化是一个大的趋势,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按照这种趋势,随着村内的老一辈人陆续过世,儿童也将随父母迁徙至城市定居、就读,古村落内将无人居住,村内的建筑、设施将随着岁月流逝坍塌于荒冢杂草之中,其承载的文明也将随之消亡,传统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将成为人们的回忆,这些黄土高原上的明珠也将不复存在。

三、山西古村落的保护对策

古村落是农耕文明的载体,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一旦消失很难再恢复原貌,其损失不可计量,所以保护古村落就是保护中华文明的根基,就是保护中华文明的源头,就是保护中华文明的精气神。当前的形势已经严峻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为了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留给子孙后代,我们需要立即行动起来,对即将消失的古村落进行抢救。

聚焦到山西,我们亟待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加大对于古村落保护的资金投入力度,这也是当前古村落保护的瓶颈。可以由政府牵头,联合企业和公益慈善机构,整合民间资本等多方力量,建立古村落保护专项的基金,拓展资金募集渠道,加强对古村落的资金投入;允许和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进行合理开发,以保护带动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

第二,要加强山西古村落保护方面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工作。通过人大和政府一系列的顶层设计,理顺管理链条,明确保护目标,确定执法主体,提高

行政效率,从制度层面来对这些濒临消失的古村落进行保护。

第三,编制山西古村落保护规划,做到合理布局,合理规划,有序开发。能够幸存下来的古村落是因为地理偏僻、人迹罕至,其经济水平往往落后。所以对于纳入保护计划的古村落,要努力改善当地的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道路交通,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形成保护-开发-保护的良性循环。

第四,加强学界对山西古村落的研究。山西古村落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融合了建筑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通过对山西古村落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加深对山西文化的研究。可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和省内高校牵头,组织相关的专家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访问座谈等方法,对山西的古村落遗迹进行一次大的摸底,摸清山西文明遗迹的状况,同时依靠现代科技手段,打造山西文化的资料库与数据库。通过上述措施,形成对古村落进一步保护的合力,进而对传统农耕文明进行修复,提升山西文化的影响力。

当前世界,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是世界各国竞相角逐发展的重要方面。山西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坐拥丰富的文化遗产,一定要将祖先留下的遗产保护好、利用好,推动中华文明的弘扬和传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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