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绍是介绍,研究是研究
这本来是很清楚的事情,但是现在好像不是人人都明白。介绍是介绍别人的东西,研究是要有自己的独创——自己发现的语言现象,自己提出的观点或方法。现在有不少文章也看不出是在介绍还是在研究,其实大部分还是在介绍。介绍性文章就是介绍性文章,书也是一样。譬如,我想参评研究员,我就不好拿一些介绍性文章来充当我的研究成果。
这不等于说介绍工作就没有价值,我自己就写了一些介绍性文章发表在外语界的杂志上。介绍性文章写给谁看?一是给不懂外文的人看,二是给看不到外文文献的人看,三是给没有时间看外文文献的人看。假如你是个外语界的研究生,当然不属于这三种人中的任何一种,因此还得看原著,最多是先看一下别人的介绍有个大致的了解。现在有些外语研究生在论文里引用别人介绍性的文章或书,这不合适。
介绍工作要做得好也不容易。首先要吃透原著的精神,要抓住要点,然后还要用流畅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现在有一些介绍性文章,作者就看了一本书或一两篇文章,也抓不住精神要点,表达的功夫又很差,别人看不懂。表达很重要,凡是表达不清楚的,大多是自己还没有真正理解。自己还没有真正理解,就要向别人作介绍,这也不合适。
有人觉得写介绍文章分量不够,还得加上些自己的评论,这才成为“评介”文章。加评论要量力而行,视野不广阔,研究不深入,是很难做好评论的。现在的评论有的是不痛不痒,说了等于没说;有的是无的放失,歪曲人家的意思。与其这样,不如老老实实只做介绍,做好介绍已经不容易了。
介绍工作不见得没有价值,重复介绍肯定没有价值。现在重复介绍的文章和书太多,不要把宝贵的时间精力浪费了。
二、主要是研究语言,不是研究语言理论
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本来也是个很清楚的问题,当然就是语言。研究语言的目的是探求语言的规律,要探求语言的规律就得面对各种各样的语言现象。要探求语言结构的规律,就要面对多种多样的语言结构;要探求语言演变的规律,就要面对语言演变的各种情形;要探求语言使用的规律,就要面对千变万化的语言用法;要探求语言习得的规律,就要面对儿童和成人习得语言的各种状况。现在有不少人有一种误解,以为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不是语言而是语言理论。他们整天在研究各种各样的理论,或者对某一种理论作深入的研究,以为这就是他的全部任务或主要任务。其实研究语言理论、对各种理论加以评判,这是语言学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语言学家的任务。语言学家的任务是研究语言。我们当然也需要有专门研究语言学史的人,但是研究语言学史的人毕竟是少数。另外,语言学史作为一门学科也有它的研究规范,要以史料为基础,不是现在研究语言理论的那种做法。
语言学家为了研究语言,也要了解和掌握已有的一些理论,甚至去研究这些理论,但是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研究好语言。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探求语言规律的时候,会提出一些理论假设,这些理论假设总要得到语言事实的验证,提出或修正这些理论假设也是为了研究好语言。然而,目前好像有不少人把研究语言理论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从理论到理论,空谈理论,雷声大雨点小,偶尔举几个语言事实的例子,那也是蜻蜓点水、隔靴搔痒,不说明问题。
语言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可以坐在那儿从概念到概念做抽象的思考。语言学家要会调查语言,还要会“摆弄”语言材料,例如要会扩展、插入、移位、替换、删略等等摆弄的方法,这才像个语言学家。外语界有不少人缺乏这方面的基本功,汉语界据我所知要好得多。
经常有学生和青年教师来问我:“我对某某理论很感兴趣,你说这种理论会不会有发展前途?”我是多么希望听到他们说“我对某某语言现象很感兴趣,对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很感兴趣,不知是否已经有人研究过这种现象。”现在有许多论文只是把人家已经解释过的语言现象用新的理论新的术语来重新解释一番,不管这种新的解释究竟比原先的解释好在什么地方,这也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三、研究方法
吕叔湘先生生前一直提倡通过比较来研究语言,一种语言的特点必须通过和其他语言的比较才能显现出来。汉语可以跟外语比较,现代汉语可以跟古代汉语比较,普通话可以跟各地方言比较,成人语言可以跟儿童语言比较。外语界的研究人员因为懂外语,所以有条件做汉语和外语的比较。做比较研究可以发扬他们的长处,也有利于克服他们的不足。不足就是对母语汉语缺乏科学的(语言学的)了解,要做比较研究,就要补一补这方面的不足。因此我建议外语界的人多做汉语和外语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可以有两种取向,一种是为语言教学服务,或者是教中国人学外语,或者是教外国人学汉语。这种比较研究主要比较语言之间的差异,把差异讲清楚才有利于学生学外语。我想外语界大多数人应该从事这一方向的比较研究。还有一种取向是通过比较探求语言的普遍规律,是透过语言之间表面上的差异找出人类语言的共性。外语界也应该有人从事这一方向的比较研究,但只能是少数人。现在外语界好像有太多的人在从事后一种研究,对前一种研究不重视。其实这两种研究并比不出高低贵贱来,要做好都不容易,做得好的都“贵”,做得不好的都“贱”。
现在有许多外语界的人开始研究汉语,说“不研究汉语不行了,搞不出名堂来。”这个话也有点片面。一个国家的语言学家总是以自己国家的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语言学家首先要对自己的母语有一个科学的了解,研究自己语感最好的语言最容易搞出名堂来,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不等于说我国的语言学家只能研究汉语才能搞出名堂来。有不少外国的语言学家研究汉语搞出了名堂,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研究外语搞出点名堂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外国人看汉语,可以看出我们看不出的东西来,我们看外语也可以看出他们看不出的东西来,这就是比较的功用。关键不在于你研究汉语还是外语,而在于怎么个研究法。这还是跟上面两个问题有关系,一定要想清楚:介绍不等于研究,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理论。高本汉研究汉语做出杰出的成绩,任何一部中国语言学史的著作如果不提高本汉的名字和他的贡献,那是不可想象的。高本汉是怎么研究汉语的?除了掌握印欧语的历史比较法、语言调查方法以及古汉语之外,他还不辞辛苦骑着毛驴在山西等地走乡串镇调查方言。研究外语,想一想叶斯帕森如何研究英语,高本汉如何研究汉语,就能找出我们的差距来。
外语界有很多人急于创新,博士论文必须要有创新点,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创新不能凭空实现,不能拍拍脑袋凭几个例子就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建构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大胆假设过了头,小心论证根本谈不上,现在有许多这样的“新”观点、“新”理论,提出来后除了几个答辩委员过问一下外,再没有别人来关心它。创新离不开继承,如果你想研究汉语里的问题,那就必须了解我国汉语研究所走过的道路和得失,知道有哪些问题有待解决。想研究外语也是一样。要有问题意识,没有具体的问题要解决,做什么研究呢?不解决问题,所以没有人理睬你的“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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