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六日（1988年2月16日）逝世。记得那是旧历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这消息，外面正响着鞭炮，万想不到这繁碎而响亮的声音也把他送走了，心里立即罩上双层的悲哀。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之后，总想写点什么，一则说说自己的心情，二则作为纪念。可是一拖延就三个月过去了。依理，或依礼，都应该尽早拿起笔来。写什么呢？这有困难。一是他业绩多，成就大，写不胜写；二是遗体告别仪式印了《叶圣陶同志生平》的文本，一生事业已经简明扼要地说了；三是著作等身，为人，以及文学、教育、语文等方面，足以沾溉后人的，都明摆着，用不着再费辞。但纪念文还是要写。为了不重复，打算沿着两线选取题材：一是写与我有关的，二是写不见于或不明显见于高文典册的。

  我第一次见到叶圣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编课本，他领导编课本。这之前，我当然知道他，那是上学时期，大量读新文学作品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以字行，用叶绍钧的名字。我的印象，比如与鲁迅、郁达夫相比，鲁迅笔下多锋芒，郁达夫有才任情，叶先生只是平实规矩而已。相识之后，交往渐多，感到过去的印象虽然不能说错，也失之太浅，至少是没有触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圣陶总当排在最前列。中国读书人的思想，汉魏以后不出三个大圈圈：儒道释。搀和的情况很复杂，如有的人是儒而兼道，或阳儒阴道；有的人儒而兼释，或半儒半释；有的人达则为儒，穷则修道；等等。叶圣陶先生则不搀和，而是单一的儒，思想是这样，行为也是这样。这有时使我想到《论语》上的话，一处是：“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一处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两处都是孔老夫子认为虽心向往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叶圣陶先生却偏偏做到了。因此，我常常跟别人说：“叶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

  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深厚而深受感动。前些年，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当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叶先生屋里去，见叶先生伏案执笔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点。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写文章，文字标点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叶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从共同修润课本的文字开始。其时他刚到北方来，跟家乡人说苏州话，跟其他地方人说南腔北调话。可是他写文章坚决用普通话。普通话他（他对普通话）生疏，于是不耻下问，让我帮他修润。我出于对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动笔，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见。他说：“不必客气。这样反而费事，还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语言，有什么不妥都改。千万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觉得不妥再改回来。”我遵嘱，不客气，这样做了。可是他却不放弃客气，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的，就一定亲自来，谦虚而恳切地问我，同意不同意恢复。我当然表示同意，并且说：“您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千万不要再跟我商量。”他说：“好，就这样。”可是下次还是照样来商量，好像应该作主的是我，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样是一以贯之，宽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节的事：有事，或无事，（有人）到东四八条他家去看他，告辞（时），（客人）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告别，他鞠躬，口说谢谢，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去。晚年，记得有两次是已经不能起床（他晚年的时候已经不能起床，记得有两次），我同一些人去问候，告辞（时），他总是（还）举手打拱，还是不断地说谢谢。

  文革的大风暴来了，还见了一次给他贴的大字报，幸而这有如阵风阵雨，不到片刻就过去。但交往总是不便了，何况其时我更是自顾不暇。所以只能默祝老人能够如《尚书》所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一晃差不多十年过去，知道老人幸得安居，食住如旧，也就放了心。其时我是依据七十年代初的什么文件，干校结业，因为妻室是有两只手，仍在城里吃闲饭的人，所以没有返城居的权利，双肩扛着一口下了乡。（还记得）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说，（他）很少出门，这一天有朋友来约，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张纸，留了几句话，其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说他非常悔恨，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公寓必是旅店一类，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最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我看了信，也很悲伤，不是为自己的颠沛流离，是想到十年来的社会现象，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人竟越来越少了。

  叶圣陶先生待人厚，还有一次更为突出，是在某一小型会上发言。大概是“讨论”批评和向我批评之类的大题目吧，他说，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评；至于批评，别人的是非长短，他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当面指摘人的短处，他总是说不出来。这只能做到一半的作风，是对是错，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这里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感觉，那是：至少是某些时候，或从某个角度看，德的力量会比力大，因为它可以使人自重，努力争取不愧于屋漏。

  以上说待人厚，是叶圣陶先生为人宽的一面。他还有严的一面，是律己，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人，思想和行动，范围太广，我想损之又损，只说说我深知，而且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的一个方面，“语文”方面；这仍嫌范围广，只好再缩小，限于写作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这个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说是不成问题，因为：一，看历史，似乎早已解决。那还是民初高喊文学革命的时候，以前言文不一致，如言，说“我觉得对”，文则要写“余然之”，既增加了无谓的负担，又不容易懂，所以应该合二为一。起初有些人，如林琴南之流，不以为然，但这是大势所趋，众意所归，不久就统一了天下，理，认定怎样说就应该怎样写，行，用笔写白话。二、看现实，写，都不用文言，而用普通话。但这里还隐藏着不少问题。由文学革命时期起，就应该有所谓白话指什么(如有孔乙己的白话、鲁迅的白话、北京市民的白话，等等)，能不能这样写，应该不应该这样写等问题。这且不管，文学革命之后，许多知名的和不很知名的作家，以及广大的能执笔而不成家的，总是这样做了。成果呢?我的看法，除了少数人、个别文体(如小说、戏剧里的对话)之外，都是只能“不即不离”。不即，是与街淡巷议的口语不尽同；不离，是无论如何，总可以算作雅化的精炼化的条理化的口语。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值得重视的大问题在现在，流行的文的大多数，从用语方面看，与过去相比，不即的成分显然增加了，从而不离的成分就相应地减少了。这表现为冗长，扭曲，修饰，晦涩，不像话。不像话，有影响，是不自然，不简明，不易懂。这样写，有的来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来于看什么，学什么；但更多的是来于认识(纵使是不很明确的)，以为不这样就不成其为文，甚至不足以称为文。有认识为依据，不即而离的文就会发荣滋长，终于成为文风问题。叶圣陶先生坚决反对这种文风，他提出正面的主张，要“写活”。写话，粗略说是嘴里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加细一些说是，所写，从用语方面看，要是简明要而有条理的口头话。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到写文章，他不止一次地说：“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这个意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譬如近些年来，有不少人是宣扬朦胧的，还有更多的人是顺势朦胧的，对于以简明如话为佳文的主张，就必付之一笑。这里为题目所限，不能牵涉过多，甚至挑起论辩。专说我的看法，写话，虽然其中有些细节还需要进一步说明，但大体上说，或当作行文用语的一个高标准看，总是既正确又对症。说正确，因为这是坚持文学革命以来求言文一致的老传统。说对症，因为时下的脱离口语甚至有意远离口语的文风正在制造“新文言”。称为文言，是因为只见于书而，嘴里并不这样说。新文言，就其难于为绝大多数人轻易了解说，会比旧文言更糟，因为旧文言简短，新文言冗长，旧文言直说，新文言要多绕弯子。不简短，不直说，再加上结果的难于了解，就成为症。去症要有对症药，那就是写话，写话的主张会碰到两种性质的难易问题。一种是执笔之前，刚才说过的，认为这样就不成其为文，下里巴人，不屑于。认识，属于一念之差，可是变却大不易，要慢慢学，多多比较，细心体会，求速成办不到。另一种是执笔之后，我的经验，就说是下里巴人吧，写得简明自然，让下里巴人听着像话，不是容易，而是很难。这也是靠慢慢学(多念像话的文)，多多比较，细心体会；此外还要加上叶圣陶先生提到的办法，写完，（而叶先生则主张写完文章后），可以自己试念试听，看像话不像话，不像话，坚决改。叶圣陶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写话风格，平易自然，鲜明简洁，细致恳切，念，顺口，听，悦耳，说像话还不够，就是话。

  在文风方面，叶圣陶先生还特别重视“简洁”。简洁应该是写话之内的一项要求，这里提出来单独说说，是因为叶圣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针对性。他是带着一些感慨说的：“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关于繁简，关于修改，鲁迅提到的是字句段。叶圣陶先生只说字，我的体会，一是偏重用语，二是意在强调。精神是可简就决不该繁。可是现实呢，常常是应简而偏偏要繁。繁简有时牵涉到内容方面，意思无价值，甚至更坏，当然以不写为是。内容还会引来其他性质的复杂问题，这里不管，只说用语。用语的可简而繁，近些年来大为流行，种类和花样都很多，几年前我在拙作《作文杂谈》的“累赘拖沓”一题里曾较详地谈到，这里不能多说。我的想法，值得重视的不是多用少用一两个字，而是应该少用而偏偏多用的这种热爱冗赘的心情，它扩张，无孔不入，就会成为风。举最微末的两个字为例。一个是“了”，势力越来越大，占据的地盘越来越广，如“我见到老师”，“他坐在前排”，简明自然，现在却几乎都要写“我见到了老师”，“他坐在了前排”，成为（显得）既累赘又别扭。另一个是“太”，如“吸烟不好”，“那个人我不认识”，也是简明自然，现在却几乎都要写“吸烟不太好”，“那个人我不太认识”，成为（变得）不只累赘，而且违理。像这样的废字，删去不只是意思没变，而且是变拖沓无理为简洁合理，可是竟然很少人肯删，也就无怪乎叶圣陶先生感慨系之了。

  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上面说的是总的用语方面。零碎的，写作的各个方面，小至一个标点，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样认真，不做到完全妥贴决不放松。还记得五十年代早期，他发现课本用字，“做”和“作”分工不明，用哪一个，随写者的自由，于是出现这一处是“叫做”，那一处是“叫作”的现象。这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体例不统一的问题。叶圣陶先生认为这也不应该，必须定个标准，求全社出版物统一。商讨的结果，定为“行动”义用“做”，“充当”义用“作”，只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之类仍旧贯。决定之后，叶圣陶先生监督执行，于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叶圣陶先生，人，往矣，我常常想到他的业绩。仍以《左传》的“三不朽”为标准，“立德”是“太上”的事，就理说应该受到尊重，没有问题。问题是行方面的如何效法。两个时代有距离，相想通的可能空间有多大呢？不过无论如何，悲观总是不可取的，要知难而不畏难，办法是长记于心，学。语文方面也是这样??不，是困难比较多，因为理的方面也不是人人都首肯。不人人首肯，乐观的空话就不大有什么用。但希望，即使不是很大的，总不当因不乐观而放弃。这希望就是，凡是拿笔的人，尤其或有意或无意而写得不像话的人，都要常常想想叶圣陶先生的写话的主张，以及提出这种主张的深重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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