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柏索

那年冬天我从意大利回国。次年春，几位不太安分的同事，私下约我编纂《中国文学家辞典》，钱先生的小传无意中落在了我的名下。

一天上午，我按照冯至老给我打听到的地址，孟孟浪浪地敲响了钱先生的大门。

本来我是带着极为单一和明确的任务去的，而且手里攥着一纸事先拟好的“调查提纲”，按以往的惯例，也应该是寒暄过后，直奔“主题”。然而这一次却成了例外，僵硬的答问被亲切而随意的叙谈所代替。在他的黑边眼镜后面闪烁着的一双睿智有神的眼眸，不时透出一种纯真的童趣和童心，无形中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向我介绍和品评了古今中外不少的名家名作；他对于俞平伯老人的广博常识和道德文章出自内心地赞许；对于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王佐良先生在学术上卓越成就和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他掩饰不住喜悦和得意。告别时，先生叮嘱了我一句话：“（小传）写成后，一定让我看一看。”接着，又随口道出一句意大利的成语：“Voleree’potere（有志者事竟成）”表示对我的鼓励，并把我让出大门。

回校以后，我便开始了艰难的搜集资料和编写的工作，说是艰难，的确不假，因为以往数年风风雨雨，闹闹嚷嚷的中国文坛，恰恰遗忘了曾是其中一员的钱钟书的名字，更迭不断的新文学史著，也未留先生的点滴痕迹。经过一番钩沉集纳、反复修改、终于拟成一篇千余字的小稿，寄给先生。我不敢疏忽懈怠，哗众取宠，认真做到字斟句酌、下笔谨慎，内容平实有据，务去浮词虚语，尽量接近我心目中的先生的风格。据我的经验，大凡把底稿送到传主手里，一般有以下几种处理情形：一种是极不关心，不是原封掷还，就是渺无消息；一种是过分“认真”，认为你写的不是他自己，索性亲自捉刀，推倒原稿，另起炉灶，寄还的是类似今天推销自我的广告词（此类情况当年初露峥嵘的中青年居多）。以上两种纯为极端，且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是仔细审阅一遍，在年代和史实中如有不妥之处，商讨之后，更改几笔，唯有钱先生不属以上两例。他阅过我的底稿，迅速寄还，而且托人带来口信，要我和他电话联系。他在电话中说，必须以他亲笔更改过的为定稿，不容再改，否则，不入辞典。他的语气那样坚决，不留一点回旋余地，令我顿时语塞。展读他的改稿，十分醒目地删削了3处，我最不敢苟同的是他删去了称他为“著名学者”中的“著名”二字。20年前出于我的肤浅和全国大环境的局限，我没有认识到他的“学术大师”和“文化昆仑”的重要地位，而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共同评价和有识之士的口碑传颂，称他是“著名学者”实在是四平八稳，无可挑剔。于是，我也来了点固执己见，未征得先生的认可，擅自保留下原稿中的“著名”二字，入了辞典。此外，我没有想得更多，只觉得这只是体现了“钱钟书之为钱钟书”的独特个性。《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二分册成书后，先是内部印刷，并当即寄奉钱先生一册；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公开发行，幸好先生从未对我深加追究，长久悬在我心里的不安也渐渐地归于平静。

时过不久，中国文坛便空前地热闹起来，钱先生的新作旧著，由诸家出版部门争先恐后地推向市场，先生的名字也在报刊影视等媒体频频出现，然而，如此的热烈与火爆，又恰恰给先生平添了几多烦恼，几多愤激，几多无奈，此时，先生所拒绝的就远非那区区的“著名”二字，而是更多更多了。时至今日，我才渐渐地醒悟到，呼唤大师，不如切切实实地向大师学习，如果我们要真正地了解他，认识他，尊重他，除了他的煌煌巨著，大可不必去做什么过多的题外文章，更不可随心所欲地恣意炒作，在大家的心灵深处保留一个平平淡淡，干干净净，求真求实的钱钟书，庶几乎，钱先生在九泉之下才会处得舒适和安宁。我以为这就是钱钟书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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