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是近代中国的三大移民活动。近日，央视开年大戏《走西口》一经播出立即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很多观众对历史上真实的“走西口”产生了兴趣。实际上，电视剧《走西口》仅仅是历史的一种艺术表现，剧中田青及田家大院皆为虚构，在现实中，山西祁县富户为乔家大院、渠家大院等。“走西口”这三个字，内中蕴含着多少悲欢离合，多少慷慨悲壮，多少无奈与凄凉，多少挚情与豪迈，也许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们才会有切身感受。我们现在只能粗浅地再现一下当年走西口的一些历史真相。
　　
　　历史背景与规模
　　
　　西口，系与东口??河北张家口相对而言。泛指在张家口之西到塞外谋生之人，一般指从山西右玉县杀虎口到塞外处谋生之人。走西口始于何时，规模多大，因何而起呢？
　　
　　杀虎口，春秋至秦汉称参合口，隋唐为白虎关，宋为牙狼口，明为杀胡口，清为杀虎口。杀虎口历史上一直为军事重地，明蒙时代一直处于交战状态。隆庆六年（1572）明蒙议和后，杀虎口成为蒙古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明神宗实录》载：“大同杀虎堡为云中第一要冲，虏自献琛以来，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甚至有杯酒流连，喧嚣讧殴者”（万历四十五年六月丙申条）。杀虎口在明代作为通贡之途，汉蒙之间尚仅限于缎布、盐茶与马驼牛羊之间的物资交换。但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杀虎口作为明蒙交往通道，为后来大规模人流走西口和旅蒙商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入清后，满蒙关系不同于明蒙关系，尽管起初清廷对入蒙有多种限制，但经济文化在以游牧业为主和以农耕为主的两个区域的交流已势不可当。随着清廷入蒙禁令的逐渐废弛，走西口到塞外的人口日渐增多起来。
　　
　　走西口，在清代前期尚是春去秋归的“雁行客”，到清代后期才渐渐出现定居下来的“常住客”，即古文献中所讲的，在蒙古地方“各厅民户，何且烟火万家。……在雍正年间，寄民尚少，而近来寄民之久者益多”，“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间有山陕人杂处”。据《调查河套报告书》称：“自清康熙末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而西，向蒙人租种土地，而甘省边民亦逐渐垦殖。于是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均有汉人足迹”。由上可见，内地人尤山西人众，已广泛分布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劳作。有学者考察，晋西北河曲、保德和偏关三县，每年各县走西口人数逾2?4千人不等，若遇大灾年，各县走口外人逾万。山西河曲县人走口外主要分布萨拉齐、土默特左旗和乌拉特中后旗等地。从光绪元年（1875年）到1945年，仅河曲县走西口到内蒙古定居者近10万，山西右玉、左云、平鲁、山阴、朔县走口外人数也很多。清末民初右玉县走口外的贫民有四五万人。学者安介生认为，光绪末年走口外人数有数百万，有清一代山西全省前往口外地区耕商人数累计起来是一个庞大数字，清代山西外出移民数有1300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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