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北京，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他说，面对病人的压力，要比面对外界的压力大。图/CFP

也许一个重大事件，政府也是第一次听到，马上牵头，打算怎么做，这才是好的应对。如果对公众造成损害的事件不透明，听任其发展下去，一旦公众得知，就会对政府失去信任。——钟南山

钟南山 77岁，福建厦门人，出身于医学世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领军人物。

2003年SARS期间，他以科学的态度应对灾难，请缨收治危重病人，被称为“抗非英雄”。

此后，在甲流、灰霾等诸多问题上，他曾“高调”发言，赢得“讲真话”盛名。

“我这是唱正调”

新京报：在2003年SARS时期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你直言SARS没被控制，会有压力吗？

钟南山：不觉得这带给我很大压力，我主要是战斗在第一线，面对的是病人，是能不能救活他们的压力，这压力比外界、政治对我的压力大。

只要能救活，什么办法都可以，而当时病因是衣原体的说法，耽误更多人的救治，这是我的压力。

当时有媒体问我，SARS是否已得到控制，我觉得应该结合实际来说，根本没控制，病因也不知道，发展规律也不知道，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

我没意识到这个讲法有什么问题，只是觉得我说出了事实。现在回头来看，我仍觉得只是作为第一线医生，说了实实在在的情况。

新京报：当时的直言有没有遇到阻碍？

钟南山：2003年4月到北京时，SARS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有人打招呼，让我注意一致性，不要说太多。但后来，特别是4月底以后，温家宝总理带我去泰国，征求我们的意见，如何应对其他国家对我们防治SARS的质疑，这以后我更觉得上头要我讲实话了。

这些年，有记者问起，我还是会提到我的真实想法，有地方官员提醒说，不要跟上头唱反调，但我不觉得这是唱反调，中央的政策贯彻下去，情况怎样我就怎样讲，这是唱正调。

新京报：重大疫情的信息发布应放在第一位吗？

钟南山：当然得看是什么情况，不是毫无例外，比如说有一个核试验的意外事故，我的建议还是政府在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公布，马上公布会引起恐慌。也许一个重大事件，政府也是第一次听到，马上牵头，打算怎么做，这才是好的应对。其他的事情，我想都应该公布。

这次英国出现新的冠状病毒，3个人感染，实实在在公布，公众了解情况，也没恐慌。

去年我们要求公布灰霾的监测数据，相比计划提前了4年实施。大家知道情况，企业、公众、政府3方，共同减少灰霾的危害，有什么不好？如果对公众造成损害的事件不透明，听任其发展下去，一旦公众得知，就会对政府失去信任。

“激素使用量问题，应辩证来看”

新京报：你当时治疗的人，有没有出现“SARS后遗症患者”？

钟南山：我们的患者大概遇到股骨头坏死的比例是2.1%，大多数人康复，真正因病丧失工作能力的极少。

新京报：激素的使用，当时医学界有一个标准，或者行业内有通行规定吗？

钟南山：有，一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治疗，早期使用激素是有报道的，用的剂量是每人每公斤体重2-4毫克甲基强的松龙。

新京报：治疗SARS，怎样科学地使用激素？

钟南山：科学使用，要注意3点，合适的病人、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剂量。而且不是所有的SARS病人都得用激素，也不是每个使用的都要很大剂量。

新京报：患者和医院对激素使用，也曾产生争议。

钟南山：2004年我在香港，有一病人状告香港的医院，说使用激素导致他股骨头坏死，丧失了劳动能力。

当时香港法庭请我做医学顾问，征求我的意见，希望不偏不倚。我说，首先救命要紧，但是没有教科书来规定治疗SARS激素使用的量，这还是一种陌生的探索，我觉得应该辩证来看，完全归罪于医院是不对的。

“斟酌太多，就没棱没角”

新京报：回看10年前的非典，遗憾的事是什么？

钟南山：其中一个是，病因学发现的遗憾。冠状病毒的结论，广州是2003年的4月11号发布，比香港和其他国家晚，但其实2月26号，军事医学科学院已经发现，出于多种原因考虑，不能第一时间发布，这是最遗憾的事情。

新京报：SARS之后这些年，你也经常发声，收容制度、灰霾，不是专业的医学领域，为什么要发言？

钟南山：我也感觉到，不是专业的地方，发言要更加谨慎，更加注意。比如也有人质问我，你说灰霾危害那么大，是真的吗？我说我找了很多资料，已经有国外大量资料证实灰霾对呼吸、神经系统、心脏、母婴、内分泌，甚至肿瘤的影响，这是事实，也是科学，但需要我国更多的一手资料。

新京报：那你直言、敢言的心态这些年有变化吗？

钟南山：有一些变化，但基本没太大变化，该讲的还得讲，我从来不认为我讲的都是对的，但我反映的意见，都是我要讲的。如果斟酌太多，就没棱没角了。

“再发传染病，需协作不要垄断”

新京报：10年过去，你觉得国家是否具有应对传染病的“抗体”？

钟南山：这10年确实由于SARS的教训，国家有很大变化，大的政策方面，提出以人为本，关心人的生活、环境、健康。小的方面，针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国家投资建立了以CDC(中国疾控中心)为中心的从中央到基层的防治网。

比如2009年出现甲流，5月份第一例进入广州，我们就采取“外堵输入，内防扩散”的政策，一开始就进行隔离，得到及时控制。不到5个月，疫苗研制成功。1亿人注射，减弱了传播。这样对公共卫生事件及时预防、监测和治疗都是正确的。

新京报：国家对传染病的关注是否比之前更多？

钟南山：有时和官员见面，他们也会问我，是否会再出现SARS时的状态。我说，那时是一场遭遇战，不论是公众、媒体，医护人员，对传染病的认知都不够；现在是有准备的，一旦发生不明原因的传染病，能得到很及时的处理。

新京报：在对传染病的应对方面，还有哪些不足？

钟南山：对死亡人数的上报，我认为还不够健全。当时，我记得甲流的一个时期，死亡人数超过了公布人数，我有很多朋友和学生在全国各地的ICU，了解情况，但有地方没报，也有少数不想报。基层的信息网络和监测建立了，但警惕性和认识不够，觉得报了是否意味着防疫做得不好。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大进步。

新京报：如果一种陌生的大规模传染病再次来袭，你觉得能否抵抗？

钟南山：得看是什么东西。一种新型传染病，通过饮食、水、接触传染的，都比较容易预防，比如艾滋病。最危险的是通过空气、飞沫传染，最古老的办法是隔离，现在我们有这个能力，而且可以做得很好。发现病毒，基因分析，研究疫苗，我们也有这个条件。

要注意的问题是，遇到突发新型传染病时，我们需要大协作，但不是垄断。不要各自保密，而是大家资源共享，互赢互利，这个问题以前没解决好，现在需要解决好。(原标题：钟南山：讲实情就是唱正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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