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炫
最近常常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西方知识分子，除了一些共同特征以外，比如以自己的独立思想向社会说话、承担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责任等等，有没有因文化的差异而呈现的不同品格呢?在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当代文化进程中，这样的不同品格是应该被特别强调，还是应该尽量去消弭、使得全人类只有一种知识分子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萨伊德和哈维尔。这两个学者近被中国知识分子热衷谈论，显然与中国学界特别倾向的一种对知识分子的独立理解有关。哈维尔先不去说他，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萨伊德特别肯定班达认为的知识分子具有“反对现状的状态”，激赏米尔斯的主要论点是“大众与个人的对立”，均在表明一个观点：知识分子是敢于“对抗现实”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我赞同萨伊德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是向社会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也赞同他所认为的“专业态度”是“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威胁”，但在这种“独特见解”是“对抗现实”的，还是也可以以“尊重现实”为前提去“穿越现实”的问题上，我认为涉及到对东西方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文化差异性理解。这种差异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关系到能否形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论”的问题，也关系到中国知识分子能否以现代东方式形象去影响世界的问题。
所以，与萨伊德赞赏伏尔泰、萨特、阿多诺这些“辩护者”“冒险者”“流浪者”不同，我更愿意从苏轼、黄永玉身上提炼知识分子独立的“中国品格”。说到独立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对世界的哲学性理解，上述东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程度都具备，但我发现苏轼、黄永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是直接“对抗现实”的。苏轼两次提出“御史监察机构”的建议，均不是为了颠覆现行政治体制，而是一种“修补”或“合理化”倡议，有健全、深化现实政治的作用。在文学观上，苏轼从来没有公开反对“文以载道”，但他的《琴诗》《题西林壁》《大江东去》却不是“文以载道”可以解释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尊重载道又突破现有的道”的“穿越现实”的独立品格，决然不是“对抗现实”的品格。有了这种品格，一个作家与现实的关系就会变得从容而大气，没有剑拔弩张的对抗心理。有中国式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对世界具有一种宽和理解进而平静的心态。
这个问题放到有老顽童心态的黄永玉身上，问题就更饶有意味了。贸然一看，萨伊德恐怕不会承认黄永玉是一个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太不面对政治和现实秩序了，也没有多少自己的理论来使自己站立，不像哈耶克那样发起组成培勒林山学会去讨论国家与自由的关系。然而，他面对“专业画家”那种以“不太讲道理”的心态去画专家们感到震惊、却又很难归类的绘画，不被任何组织和行政收编的自由创作状态，也不遵守儒家“忧患社会”的创作意识，更以自己对生活用品、花鸟虫草的哲理性思考突破道家式的“恬淡人生”和“忘知美学”，给人特别的意味和震撼体验，你又不得不说他身上有一种我们还没有很好挖掘的“中国式独立”品格。黄永玉有句名言，叫“人家跳出红尘，我要往红尘里钻”，表面上看，这似乎与知识分子应批判和超越世俗生活的独立品格大相径庭，但仔细想想，黄永玉式的“独立”奥妙就在一个“钻”字——“钻”表明黄永玉是不“轻视世俗”的，甚至有些“喜欢世俗”；“钻”也表明黄永玉又是“不限于世俗”的，并且可以“钻出去”的。这种“亲和又能穿过”的“穿越精神”，正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面对世俗的一种观念差别：“对抗现实”必然会有康德式的“超越世俗”道德姿态，也必然会有边沁那样完全“功利主义”之逆反式对抗，而黄永玉的“钻”却提供了一种东方式的“不限于世俗”的“非对抗性”之独立品格。
所以我认为，尽管萨伊德、哈维尔、哈耶克等把西方知识分子的自由和独立性质阐述的多么令东方知识分子心向往之，我还是要指出其文化错位而带来的“价值有限性”。中国知识分子在独立与自由问题上如果没有中国原创性理解，就不可能弥补这种有限性。因为自晚清以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以西方的“个体权利”理论为依托进行“文化批判”的。“人人有自主之权”这一晚清以来知识界典型的启蒙话语，并未在“中国问题”视角下进行过深入追问。即独立与自由，对中国个体究竟“主”在哪里? 又如何去“主”，一直是模糊不清的。是随心所欲即算自主?还是一个人必须有自己的意志或独特的对世界的理解才能自主? 如果是后者，存在不存在自主的“中国方法论”问题? 或自主者对世界的东方式态度问题? 这些问题，是否必须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与自由的理性建构? 而这样的建构要求，是否必然会推导出我们对萨伊德、哈维尔、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的独立与自由理论的审视态度与批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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