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社会安定，国家祥和;社会动荡，举国遭殃。因此，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特别需要夯实社会治理的基石。

正确认识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

经过近30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法治中国建设亦拉开了全面推进的序幕，这些构成了当前社会治理的宏观背景。而与社会治理密切相关的，还有如下四个方面的深刻变化：

社会结构在深刻变化。在传统的治理格局下，人被分割在不同单位(城镇)与集体(农村)之中，社会结构几乎处在长期固化状态，单位(或集体)治理就是社会治理的同义语。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中国人已从过去的单位(或集体)人变成了社会人，整个社会结构也由原来简单的工农联盟变成了日益分化的不同阶层。而老年型社会的到来与不断深化，呈现出来的是家庭规模小型化与少子高龄化现象，代际关系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紧密。

利益格局在深刻调整。面对多年形成的利益失衡格局，新时期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打破利益失衡与利益固化的藩篱，通过增量改革与存量结构调整来实现全民合理分享国家发展成果，同时畅通不同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形成利益相对均衡的新常态，这必然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可能更加复杂，需要通过社会治理解决的问题也会更加复杂。

民生诉求在全面升级。共同贫穷的时代早已被送进了历史，新时期的民生诉求已不再满足于吃饭、穿衣问题，而是普遍要求公平正义与全面提升生活质量，包括对教育、就业、分配、社会保障、安全、环境、健康等的诉求都在持续升级。人们的维权意识与维权方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从个体维权到集体维权，从底线维权到发展维权，正在成为一种新常态。

社会生态日益复杂化。人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多元化，舆论生态亦已经多元化，传统的与现代的、境内的与境外的、左的与右的观念同时并存，而发达的互联网则成了放大器。全国现有6.3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微博微信用户，社交端口同时在线人数突破了2亿，互联网正在全方位地改变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了新时期的社会治理不可能再简单地延续过去的方式方法了。

上述变化既是国家近30多年来发展进步的重大成果，也是新时期必须妥善应对的挑战。如果对上述变化熟视无睹，或者简单地延用原有的举措，社会治理就不可能与时俱进地步入健康发展的新轨道。

妥善处理好社会治理中的三大关系

新时期的社会治理要适应深刻变革中的社会形势，特别需要妥善处理好如下三大关系：

自治与管治的关系。自治以社会融合为条件，强调的是自律，突出的是集体自觉;管治以法制为条件，强调的是他律，突出的是统一规制。在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中，自治应当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而管治则是规制、纠察与矫正社会失范、失序行为的补救方式。

维权与维稳的关系。追求安定有序是人心所向，也是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合理的取向应当是以尊重维权、保障维权为基本出发点，对维权者要疏导为主，不要简单地防堵，在有效解决维权问题的条件下理性地实现维稳。当然，对于蓄意制造事端、导致社会不安的违法者而言，必须以强制手段、司法措施来应对。如果解决好了维权问题，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维稳问题。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德治靠的是柔性传承的文化和个人与时俱进的精神追求，法治靠的是法律的规制与公权的威慑，两者都能够起到规范与约束人的行为的作用，只不过前者实现的是柔性约束，后者实现的是刚性约束。只有德法并用，用法治守住底线，用德治提升水平，才能达到良性的社会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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