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苏省南京市金陵中学岱山分校 徐金国

《钱塘湖春行》作为一篇游湖赏春的写景抒情小诗，大诗人白居易采用点面结合和风景写意画的笔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西湖早春图，读来，让人感觉早春的西湖处处欣欣向荣，生机勃发，美不胜收。所以，在诗的尾联，诗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用了“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直抒胸臆，表达诗人内心强烈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诗人白居易胸中“最爱”的，除了湖东白沙堤上绿柳成荫、繁花似锦的灿烂春光之外，是否还另有其丰富的内涵呢？在众多的教学参考资料和许多教师的课堂上，都没有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的探究。而笔者在进行这一课的备课时，还是觉得，诗人用“最爱”这样一个最高级的词法结构来表达自己内心强烈的感受，这样的情感，在这一课的教学中显然还是颇值得玩味的。

知人方可论诗。这是中国传统诗论中解读文本的一条基本路径。那么，解读《钱塘湖春行》这首诗，我们也不妨顺着这样的路径去寻胜探幽，沿波讨源，从诗人的生平经历、创作背景出发，尝试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进而读出诗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一些东西。

研究白居易生平，人们大多以元和十年“江州之贬”为界，把他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前后两个时期，因为其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改变，白居易在诗歌创作的倾向上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前期的创作主要以讽喻诗、感伤诗为主，后期创作则主要以闲适自娱诗为主。正如其在《与元九书》中所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所以，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早期的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它们广泛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和揭示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体现了诗人“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诗史的风格。

“江州之贬”确实给了白居易的人生以沉重的打击，恰如他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经此之贬，诗人早年儒家的志意似乎变得消沉，佛道思想开始滋长，反映到他后期的诗歌创作上，开始转向追求闲适自娱的精神生活为主。《钱塘湖春行》创作于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春，显然属于诗人后期的作品，故大多数研究者都把其归为表现诗人闲适自娱的一类诗歌之中，对其儒家的“兼济”思想并不做太多的关注。但笔者以为，这首小诗游玩赏春只是其表，而抒发“兼济”之志才是其本。诗人在诗中流露出来的“兼济”之志，一如既往，依然是那么坚定和强烈。

元和十五年，宪宗暴死，穆宗皇帝继位，白居易被召回长安，先后担任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职。但穆宗皇帝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发愤图强的君主，穆宗当政，当时朝中政治混乱，大臣间常常为了争权夺利而明争暗斗，穆宗皇帝却荒怠治国理政，政治上毫无作为，使白居易感到非常失望。白居易看不惯朝堂上的勾心斗角，更不愿意与丑恶腐朽的势力同流合污，自觉在朝廷中只是荒废时日，无所事事。于是，多次上书，极力请求外放。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他终于获得朝廷任命，被任命为杭州刺史，主政一方。显然，白居易的这次自求外放，与其在元和十年“江州之贬”时的思想境界和政治抱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次的自请外放，是他不愿沉沦的表现，是他奉行的“兼济”思想与黑暗现实的又一次激烈的抗争，他需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有所建树，以不辜负自己出生儒学世家世敦儒教的人生理想和抱负。

据史书记载，白居易当年（即公元822年）7月获得任命，10月即到任。一到任，他便全身心投入杭州城市的治理工作，着力解决杭州百姓的民生问题。经过调研考察，他见杭州虽处江南水乡，水资源非常丰沛，但杭州一带的农田却经常遭受旱灾威胁，每到旱季来临，因为要保证杭州市民百姓的饮水，官吏们都不允许引西湖水灌溉农田，导致数十万亩农田常常因干旱而减收或绝收。面对现实，他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西湖湖堤，修筑堤坝和水闸，以增加西湖枯水期的蓄水量，从源头上解决钱塘、盐官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旱季灌溉问题。紧接着他又着手疏浚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古井，以保证杭州市民的饮水不受影响。这些重要的民生工程，极大地改善了杭州市民百姓的生活。所以，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尽管时间非常短暂，却深得杭州市民百姓的崇敬与爱戴。这也是诗人晚年离开江南重新回到京城，还经常“忆江南”的一个重要原因。

追溯白居易仕途经历，虽然也是历经坎坷，几经沉浮。特别是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对于他的人生打击更是非同寻常。但对于他这样一个出生于世敦儒业家庭的封建士大夫，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条则是始终无法改变的，那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思想，士的精神。他一旦得到朝廷任用，就要努力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有益的贡献，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

基于上面的解读，把文本放在诗人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和其当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会发现，白居易在这首诗中直抒胸臆——“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尽管表面上只是说非常喜爱初春西湖的美好春光，而诗人内心真正“最爱”的，显然不仅仅是湖东白沙堤上绿柳成荫繁花似锦的大自然美景，而是一直萦绕于他心中的梦想和志业，是其政治抱负终于得以实现的难以抑制的一种喜悦之情。正因为如此，诗人才要放声高歌——“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论语侍坐章》中曾经这样描述孔子心中理想的乌托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其实，这何止是孔子的理想乌托邦，更是孔子之后，无数儒家思想继承者的乌托邦，杜甫如此，白居易如此，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无数的文人士大夫莫不如此。他们都不止一次地在他们的诗文中表达过这样的人生理想。孟子曾经和梁惠王讨论“独乐乐，与民乐乐，孰乐？”的问题，得出了“与民同乐，则王矣！”的结论。由此可见，“与民同乐”是每一个治国理政者的梦想，也是每一个文人士大夫最大的人生快乐。

综上所述，诗人白居易心中“最爱”的绝不仅仅是西湖的美景，更有来西湖踏青赏春的杭州百姓，还有隐秘在诗人心灵最深处的，远离污浊的朝廷，身心无比轻松，与他治下的百姓一道踏青游湖感受春天生机与活力的“与民同乐”。这种爱与乐，是诗人一生理想的追求，是诗人人生价值的实现。只有如此理解，我们才能更真切地感受诗人压抑不住内心激动的放声高歌。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白居易一贯的创作思想，面对这样的人生幸事，诗人一扫在朝廷上无所作为的压抑，自然要大声说出“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当追问一下，诗人之乐、诗人最爱究竟从何而来？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2]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中华书局，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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