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明哲

我不认同“文本的解读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深浅之分”这个观点。我认为文本解读有深浅之分，也有对错之分，而最重要的就是对错之分，这是原则问题。

非文学性文本意义基本上是固定的。文学性文本存在着“作者意义”“文本意义”“读者意义”这多重性意义和多元解读的问题，所以，要准确解读出文本最优的“圣解”，还真是不易，我们只能尽量去贴近它。解读要到位，而不能曲解歪解偏解，更不能错解。

窃以为对错的标准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读出的是否是文本的应有之义。总有一种解读更接近文本之义，虽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读出的如果已经不是“哈姆雷特”了，则是错解。

讨论这个问题要有具体的例子，虽然有例子也难以定出公认的标准，但是，例子是讨论的前提。

例一：关于《桃花源记》，王晓春老师说：其实桃花源中人总会想念故土的，这是所有背井离乡者的必然心态。如今很多南方的客家人，就是桃花源中人的后代，他们始终没忘记自己的祖先是中原人。

民风淳朴的“桃花源”是作者构筑的寄托着失意文人某种理想愿望的一个虚幻世界，“世外桃源”本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理想所在，是作者的一个乌托邦之梦！“如今很多南方的客家人，就是桃花源中人的后代”云云，岂不荒唐？《桃花源记》是艺术的虚构，而非生活的真实。

岳春光老师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解读，渔人其实一开始就想把自己的发现说出去，所以并没有直接答应“不足为外人道也”这个要求。后面他所做的标志不能找到桃花源，也说不定是桃花源中人察觉到了他的意图，所以有人跟踪而出，改变了渔人的标志。

也正如岳老师自己所说：“解读的依据只有一个——文本。文本中没有说的，我们能认为它有吗？”

杨玉栋老师说：“渔人”是“愚蠢”的。一是因为他入而又出。二是因为他去而做记。三是因为他言而无信。四是因为他急而媚官。（《〈桃花源记〉“渔人”新解》，《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05年第2期）

刘旭平和李丽两位老师说：第二次是在他走出桃源洞时，有意“处处志之”，最后他又“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并且带人来寻找桃花源，试图再次进入，这无疑是一次自觉的行为。更为严重的是，当他从桃花源中走出来时，村中人已经叮嘱他“不足为外人道也”，而他出来之后的所作所为，却明显地违约失信……背信弃义的渔人受惩罚就在所难免了。（《渔人“违禁”与“桃花源”失落》，《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第2期）

这几位老师的解读是一种“阅读错位”。陶渊明是写一种意念的思想的东西，作者只是“借情（节）”“借景”“借人”而写意，文章不在于塑造什么人物，作者是想象构图，以实（实物）写虚（思想）；而这几位老师却将实读实，去分析“渔人”的人物形象，完全没有必要，用“言而无信”“违约失信”“背信弃义”等“诚信”的道德观念去评判“渔人”，这样的评判违背了作者和文本的原意，将生命灵动的文本给读死了。

例二：关于对《老王》的解读（《细读〈老王〉》，《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15年第3期），有读者说：“总”字说明“花钱吃药”不止一次，由此可见，即使当时，老王不仅“维持生活”“可以凑合”，还花得起钱看病吃药，这至少又可得出，老王不是没钱治病而病死的，很可能是当时的医疗水平限制没治对病的问题。

什么叫文本“应有之义”？回到文本：“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凭这位主顾”老王真的“能维持生活”吗？真的“可以凑合”吗？就算“能维持”与“可以凑合”，老王还会有能力一直“花钱吃药”吗？品品这个“可是”，再嚼嚼这个“多余”的“花钱”，答案不言自明：老王已经贫病交加，哪还有什么活路啊！

袁庆国老师说：作者转身进屋，老王怎么知道作者是给他拿钱呢？很显然转身进屋拿钱这个情景老王已经很熟悉了，再看作者的回答：“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联系前面那句“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代他传话了”，老王生病的“开始几个月”“扶病到我家来”干什么？有什么事使三轮车夫和大学教授产生如此密切的来往，甚至病重时还要“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读到这里我突然明白，是“我”一直在经济上、物质上帮助老王，一开始是老王自己来拿钱，后来病重了，就托同院老李给他捎了。（《走进文本语言中去：阅读教学走向深入的主要途径》，《中学语文教学》2011年第6期）

这样的分析只能是猜读，缺乏文本依据。无疑，老王最缺的就是钱，杨绛给他钱就是最好的帮助方式。杨绛是否隐藏了对老王的周济呢？杨绛自然不会暗示、强调她所表达的，但作者没有写，读者也不便妄言吧。隐性信息的推知要以作者所呈现的外显文字信息为据。

例三：陈金强老师在《〈湖心亭看雪〉误读探析》（《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14年第12期）一文中说：作者写作本文的时间的确是在清代，但湖心亭看雪时距明亡（崇祯十七年）还有十多年的时间。故事发生之时并不是在明亡之后。真不知是张岱“崇祯五年十二月”看雪，还是他在明亡入山之后写《陶庵梦忆》时看雪。自己连“当时”与“当下”都分不清。切莫以今天的情绪来解读当年赏美景的情绪。

恰恰相反，我认为倒是应该以写《看雪》之文时的心境来解读《看雪》。陈老师好像“真不知是张岱……时看雪”：“看雪”之事与《看雪》之文，时隔多年。经过时间的过滤和选择，这篇回忆之作，作者哪还分得那么清“当下”的雪湖和“当时”的雪湖，这种双重的自我，心灵的“穿越”，如果说使得读者也“分不清”“当时”与“当下”，客观上恰成就了一篇经典之作，给了读者“无限阐释”的可能。

正如刘思远老师所说：当他一旦对往事进行追忆的时候，作者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往事中与自己此刻的情感相“合拍”的内容加以强化，或用它对往事进行过滤、修改。千万不要以为文本就是对往事的真实回忆，更不能被文本表面的洒脱所遮蔽。（《张岱缘何“看雪”不“赏雪”》，《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13年第6期）

陈小波老师说：“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金陵就是南京，南明弘光政权的都城就在南京，明太祖也是定都南京。这一问，当然就勾起了作者深深的故国之思，他料想亭上的人像他一样来西湖，也许是像他一样痴于故国吧！（《〈湖心亭看雪〉中“痴”字解读》，《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5年第5期）这样的解读才是真正的穿越。

“文本的解读没有对错之分”吗？“《背影》中的父亲违反交通规则”，仅此一个错解例证就足以推翻它。例子不胜枚举，兹不赘述。什么叫文本“应有之义”？那就是：不能违背事实、逻辑、常识等。“哈姆雷特”还必须是“哈姆雷特”，而不能是“李尔王”。不管怎样的多元解读，都有着不可逾越的度或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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