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一个变的时代,"变"是它的特征,有人形容说是"亘古未有之奇变","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说明近代"变"的厉害。从秦皇汉武到鸦片战争,中国都在变,只是变得很缓慢。与古代相比,近代的"变",一是速度快,二是变化大,三是变的面广。在古代如唐代,有所谓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但这只是一个朝代的变化,旨在说明在二百多年中,唐朝由盛而衰,它只反映了唐代的变化,但没有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变动。只是到了近代,中国社会才出现全方位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变的历史,这个变是前进的,由落后走向进步。我们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把握近代社会这一变的时代特性。

一、由于社会变迁形成的不同人物层面

近代社会的变迁,把近代人物分成好几个层次,这是过去不可能有的。短短一百多年就有好几个历史层面,说明时代激荡,一代一代人物变化很快,人物的成熟也相对较快,不少人2岁左右就成熟了。正如梁启超形容的:风云入世多,岁月掷人急。近代人物因社会变迁剧烈而形成几个不同的层面。

近代人物变化的第一个层面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时间上为19世纪4—5年代,在这个层面上出现了林则徐、魏源、洪秀全、洪仁等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这个层面人物是从旧的历史时代开始进入到近代的,在他们身上反映较多的是旧时代的特点,但他们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开眼看世界,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魏源的《海国图志》,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海国图志》是一部错误百出的书,完全可以批它一通。但这部书是当时中国人研究外国的第一本书,它是在中国人对外部世界非常不了解,资料极为缺乏和中国人缺乏世界地理知识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当时道光帝连香港在何处也搞不清楚,魏源却讲了世界地理,这就很了不起。

第二个层面是在19世纪6—8年代,前后约有3年。3年中先后产生了两种人物:一是洋务派,一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这两种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顽固派相对于洋务派而言,是旧时代的人物,直到8—9年代还存在,其中有些人分化了,多数人停滞不前,未有多大变化。顽固派的重创是在义和团运动后。义和团运动后,顽固守旧势力基本上被摧毁了。改良主义者不断扩大,是一大批人。多年来史学界一直争论洋务派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区别,区别是有的,但又有联系。不讲区别和联系是不对的,因为讲无联系,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不讲区别不符合实际。讲李鸿章与郑观应、王韬没有区别,不对。其实洋务派之间也有区别,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人就不同。三人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至少左、李在对于外来侵略态度上就有不同。少数学者在衡量和评价他们时,有时只看到他们的同一性,有时又不看他们的同一性,其实人物之间不可能没有同一性。

第三个层面是在甲午战后,主要反映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是其代表人物。维新变法、救亡图存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学术界对这些人物的研究比较多,但有关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比较还可作进一步研究。康、梁师徒两人后来变化很大,过去都是把梁放在康的旁边,说他是保皇党、立宪派、投机政客,其实梁氏在近代中国许多问题上比康氏进步,如民国初年的表现,护国讨袁即是一例。梁氏在思想文化学术方面的贡献就更不用说了。康氏一生并无多大变化。康最大的功劳是推动维新变法。1895—1898年这四年可以说是康有为的时代,他由南而北,由北而南,刮起了一阵不小的旋风。顽固派视他为洪水猛兽,因此不能小看他。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坚持立宪救国,仍不失为时代的骄

子,很有些正气、斗志,对时代很有冲击力。入民国后,他念念不忘复辟帝制,成了时代的落伍者。早年他写了《人类公理》,讲民主平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讲跪地叩首既不卫生,也不符合医道,用这些话来反封建,显然是进步的。但五四以后,他的言论为之一变,大讲人生,说膝盖的作用就是用来磕头的。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原因何在?甲午战前,他的足迹未出国门一步,反对磕头;戊戌以后流亡海外,周游了11国后,回过头来反而主张磕头了,这又是为什么?民国改元后,他的君宪理想破灭,张勋复辟,他是重要一员,积极参与筹划,事实俱在,梁启超曾痛斥他的这一倒退行径。

第四层面是在2世纪初年,即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在这一个时期,出现了一批狂飙式的人物,除孙中山、黄兴外,代表人物还有陈天华、邹容等人,也包括章炳麟在内。孙、黄是贯穿许多不同时期的领袖人物,这里不作专门论列。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在反清革命中曾产生过巨大影响,他们的呐喊曾激励许多年轻人走上反清斗争的道路。章炳麟不是狂飙式的人物,但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事件上,如在苏报案中表现得很突出,因此,也可以将他比做这样的人物。狂飙式的人物对社会冲击最大。蔡锷拥护袁世凯,就这点来看,他是立宪派;但他后又拥护孙中山,因此,他又是革命派。他不是一个狂飙式的人物,而是一个稳健派、务实派。辛亥革命时期,蔡氏作为一个务实人物和狂飙式人物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

第五个层面是五四以后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这一个时期人物较多,鲁迅、胡适、吴虞、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人物是其代表。中共一大代表均可算在里面。这些人物的特点是提倡主义,主张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多少带有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鼓吹者,而且还是思想家、政治家和职业革命家。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着力于对国家、现实社会和未来前途的关注,过去批判他有的不近事实。

近代人物的第六个层面是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这一时期的人物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大批人。至于蒋介石算不算,当然要算。从中国近代历史的总趋势来看,蒋介石对于结束北洋军阀统治、推进国家的统一,以及中国的现代化,曾有所贡献。他坚持全民族抗战,尤其值得肯定。我们要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研究历史人物,但不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衡评历史人物;不能用党史代替国史,不能用党的立场、是非观点去评判非共产党的历史人物。要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去规范一切历史人物的研究。即便是共产党的历史人物同样也要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大视角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近代人物变化的第七个层面是从"一二九"运动到抗日战争,这一时期的人物太多了。从张学良、杨虎城,乃至抗战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国共两党均有,民主党派人士也不少。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丰碑,民族的骄傲,难以细论,这里就不多作介绍了。

二、近代人物研究方法

人物研究并非易事,其方法大有讲究。

一是要先看这个人物属于哪一个层面,是哪一个时期出现的人物,他所表现的是什么,狂飙式的人物要歌颂,扎扎实实做事的人物也要歌颂。如要用狂飙式的人物去要求蔡锷,其结果只能是对蔡锷的否定,因为他不属于这类人物。像蔡锷这样务实打硬仗的人,在近代不是太多的。因此,研究时一定要抓住人物的特点。在太平天国时期,只有洪宣娇、苏三娘、萧九妹等近似《水浒传》中顾大嫂一类的人物,绝对产生不了秋瑾这样的巾帼英雄。戊戌变法前夜1,3多名举人"公车上书"也不可能产生秋瑾,因为当时女子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女状元、女秀才只有戏台上有,那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只有2世纪的中国才会产生秋瑾,此后产生何香凝、宋庆龄、宋美龄、邓颖超、向警予、赵一曼等这样的人物。以前讲妇女解放的大多为男子,中国妇女自己起来解放自己是从秋瑾开始的,所以,秋瑾在近代史上地位很高。讲到龚自珍,他是着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死于1841年,有人说他属于古代人物,写中国思想史、写通史就将他写在古代,他是古代的终结,近代的开端,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陈旭麓先生曾称他既是中国古代最后

的一位思想家、诗人,又是近代中国初期的一位思想家、诗人。他在近代活动的时间虽短,但他思想的触角已伸进了近代。二是研究近代人物应注重人物的政治表现。过去讲阶级性,一味强调人物的阶级属性。所谓阶级属性,就是人的出身。阶级出身是客观存在的,自己是不能也无法选择的。近代人物中劳动人民出身的很少,那样要求他们不客观。近代人物的思想变化与近代历史进程变化有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可称为三个历史里程碑,三代人三个里程碑,这是一个社会迅速新陈代谢的过程。陈独秀在自传中说他一生三变:从"康党"(赞成戊戌变法)变成"革党"(拥护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再变为"共党"(共产党),这三个新陈代谢过程集中反映在一个人的身上,陈的三个"变"是时代变化在他身上的留痕。不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不扣住人物的政治表现,就无法研究近代人物。写陈独秀这样的人物至少应把握这些。

三是研究近代人物虽应重在人物的政治表现,但在研究中还是应当要注意考察人物的社会性。所谓社会性,就是阶级性。"文革"前研究人物一律搞标签式,一味强调阶级分析,那是不对的。但研究近代人物还是离不开社会性,即人物的阶级性。鸦片战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两个"半"社会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范畴,半殖民地就是殖民资本主义。五四前产生的是资产阶级,五四后产生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又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又带有千丝万缕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买办资产阶级在近代起重要作用,它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既有联系又有矛盾。这两部分均有同一性,均是资产阶级,对中国社会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均带来过一些新的因素。过去对买办阶级的研究过多地强调它的消极面、破坏性,而忽视它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所起过的积极作用。买办资产阶级对于引进外国生产技术,推进中外贸易,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曾有过重大作用。买办资产阶级人物也有变化,对具体人物要作具体分析。叶澄衷、严信厚、陈猷等这些早期买办人物是靠与14外国洋行打交道发家致富的,对外国依赖性强,但对推动近代民族工业发展也是尽了力的。

四是研究近代人物要注意人物的转化,这也是研究人物的社会性很重要的一点。写人物生活经历、思想活动,均需要有一个社会性在头脑里,掌握这一点来分析他们,但不是千篇一律式地贴标签。如翁同和为同、光两代帝师,任户部尚书时与洋务发生关系,任军机大臣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有关,通过写他的这些经历才能写出他的教育思想、主战爱国和力主维新变法的转折。不写张謇出使朝鲜的经历,不知他在朝鲜看到日本对朝鲜的疯狂侵略,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有甲午对日主战和后来从事实业救国活动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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