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这是唐朝诗人刘长卿《别严士元》中的诗句。今天，北京市的高考语文试卷，要求考生围绕这句古诗写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体裁不限。

　　“这个题目与最近几年的命题风格一脉相承，话题具有很高的开放性，考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看到今年的作文题目后，北京交通大学附中语文教师郑忠东这样评价。

　　回首三十年高考路，高考制度一直在探索中前行。作为教育改革的晴雨表，高考试题最直观地反映了这种变革的脉络，折射出时代前进的历程。

　　诗人王家新仍然记得，在他参加高考的一九七七年，他所在的湖北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学雷锋的故事》，他写了一个哑巴进饭店的故事，后来还被收入一本《优秀高考作文选》中。

　　这一年，北京市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市则以《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为题。中断了十年的高考首次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虽已过去，但高考作文依然没有摆脱泛政治化的倾向。

　　步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味浓厚的作文题目退出历史舞台，关注社会热点的作文题目成为主流。这一阶段，高考作文题对准经济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环境污染等方面，强调文学与生活的联系。

　　在此期间，一九八一年的《毁树容易种树难》，一九八五年的给《光明日报》写封反映环境污染的信，一九八六年的《树木、森林、气候》都是跟环境相关；一九八二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关注的是个人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多元化带来社会意识的多元化。这一时期，高考作文试图为学生树立一种主流的价值观，来应对日趋多元化的社会，同时考察学生对现实生活和伦理道德的思辨力。

　　从一九九一年的“近墨者黑”与“近墨者未必黑”的辩论，到一九九八年的《我所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无不关注考生的品格素养。这一时期的高考作文，大多提供一则生活化、现实化的材料，要求考生就事论理，写出自己的人生感悟。从文体上来讲，则多以议论文为主。

　　进入二十一世纪，参加高考的考生是“八0后”一代，他们张扬个性，为人、行文都有突破传统思维的独到见解。高考作文命题也相应变化。从二000年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二00二年的《心灵的选择》到二00六年的《老鹰和乌鸦》，都为考生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话题，让写作者追求思维的发散性、创造性，鼓励大胆想象，自由发挥。

　　过去三十年，诗歌和戏剧这两种文学体裁，一向是高考作文的“禁区”。从今年开始，这两种文体也不再受限。一些学者认为，放开诗歌、戏剧的写作限制，表明高考作文在日益淡化它所承载的社会教化功能，让作文回归到追求文字之美、思想之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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