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1956年6月22日生于北京，当代诗人、书画家。198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

　　1984年发表第一首比较有影响的诗《我微笑着走向生活》。1985年起将业余时间集中于诗歌创作，期间一首打油诗《学校一天》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1990年开始，汪国真担任《辽宁青年》、《中国青年》、《女友》的专栏撰稿人，掀起一股“汪国真热”。[3] 2005年始，他的书法作品作为中央领导同志出访的礼品，赠送外国政党和国家领导人。[2] 2005年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创作中心主任。

　　2015年4月26日凌晨两点十分，汪国真去世，享年59岁。[4月30日，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汪国真的诗歌，在主题上积极向上、昂扬而又超脱。作品的一个特征经常是提出问题，而这问题是每一个人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其着眼点是生活的导向实践，并从中略加深化，拿出一些人所共知的哲理。

　　人物评价

　　在当代从诗人华丽转身成为书画家、作曲家，在诗歌、书画甚至还有音 乐作曲等各个领域均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并创出自己风格和特色，汪国真是引人注目的，也是最成功的。汪国真是现在的诗歌有点被边缘化，而改变这种状态最好的方式就是创作更多优秀的诗歌，他还寄语年轻诗歌创作者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不断积累进步。(新浪娱乐评)[13-14]

　　汪国真诗歌的盛行，是20世纪90年代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文化现象之一。(北方网评)

　　汪国真的诗歌自1990年至今一直备受青年读者青睐，20年来，汪国真的诗集一直畅销不衰，盗版不断，并形成独特的“汪国真现象”，可谓中国诗歌界乃至中国出版界的一个文化奇迹。(中国作家网评)

　　网络评论：

　　既是大众拥戴的对象，又不得不面临精英的批判，汪国真为何遭遇冰火两重天?还很少有哪位文人的形象如此“分裂”。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汪国真为例反思20世纪90年代乃至今天的文化与文学，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悼念老朋友汪国真，我原本只想说一句话：他是一个不可复制的诗人。可随即而来的几家媒体的访谈，又使我想了更多、说了更多。汪国真出名，有两个大背景。第一个是当时的期刊市场面临大变革。上世纪80年代是《十月》、《收获》、《人民文学》、《诗刊》等纯文学杂志的时代，但到了90年代，它们被边缘化了。与此同时，面向青年的生活类杂志异军突起。这些杂志常推荐汪国真的诗歌，汪国真因此在青年读者中影响很大。第二，当时的图书市场也处于变革期。此前，新华书店垄断了中国图书市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发行、营销能力强大的民营书商出现。有眼光的书商找到了汪国真，他的一本书往往有几十家出版社争抢。于是，汪国真很快成了继席慕蓉之后影响最大的诗人。有媒体还炒作过“青春美文四大白马王子”这个概念，汪国真被排在第一个。汪国真弘扬真善美，有励志的意义，在当时是一种正能量。那时社会在转型，很多年轻人需要的并不是文学、诗歌，而是精神上的激励，就像他们对流行歌曲的喜爱一样。汪国真的诗歌在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里可能最接近于流行歌曲。他火的时候，也是“四大天王”火的时候。

　　我觉得，汪国真是被一个特定时代打造的“文化英雄”。汪国真对大众文化是有意义的。某种意义上，汪国真是新时期第一个涉足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和图书市场的文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余秋雨是第二个。他们容易成为“文化英雄”，但在圈内容易被喝倒彩。汪国真在文学圈内一直争议不断，纯文学界对他是不认可的。汪国真受到的抵制非常强烈，挖苦讽刺和不屑于他创作的人很多。

　　汪国真也努力过，比如找过《诗刊》、《人民文学》，但那些编辑都不发表他的作品，或者会退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90年代初期我们在《女友》杂志社开会，汪国真跟我说心里话，说自己压力非常大——那时候诗歌界发起了“倒汪运动”，要“打倒汪国真”。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倒汪”，听上去把他当成了诗歌界的汪精卫了。他好像就那一次跟我说过他的压力。他是一个非常能忍受的人。

　　有一阵网络诗歌特别火，口水诗盛行。一次我参加活动遇到汪国真，他跟我聊诗歌：“现在诗人怎么了?想把诗歌搞死吗? ”当时他已经淡出诗歌界了，但从这句话，我感觉他还一直默默关心着诗歌的生态。他对诗歌有自己的理解，有自己的审美坐标。他的审美坐标就是真善美。这是绝大多数世人共同的审美坐标。我们这个民族对文学和诗歌在专业程度上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在“写什么”上要有真善美，还要在“怎么写”上达到高精尖。

　　我既能理解汪国真，也能理解诗歌圈。汪国真在真善美上毫无疑问有积极的一面，但在“怎么写”上，诗歌也是有段位的。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进步非常快。大家“倒汪”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特别吃惊，因为之前舒婷们刚火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口号就是“Pass舒婷”。每当出现一个成功诗人，没多久，他们就会被新的浪潮或者诗歌风格颠覆掉。颠覆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了。纯文学有时候太纯了，水至清则无鱼，反而容易和大众绝缘。汪国真不见得是有意识地放低身段，但他创作时的那种“身高”，恰恰和读者是平等的，是能够接轨的。

　　而20世纪90年代，中国很多精英诗歌、精英诗人在凌空蹈虚。他们对汪国真的创作不屑，有时也对大众不屑。当然，不能因为理解汪国真，就否定精英诗歌圈。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很多诗歌界或文学界人士是对事不对人的，对汪国真的诗歌不认可，并不是针对他这个人。汪国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很谦虚，很多诗人都非常认可他的为人。只是说在文学市场化的转型期，中国确实存在两种文学价值观的较量。在某种意义上，我并不觉得文学界批评汪国真的人是在羡慕嫉妒恨。他们确实是真诚的，是在捍卫纯文学的尊严，哪怕这种观念也需要变革。当时是前网络时代，文学还没有真正进入多元化的时代。批评汪国真的诗人可能忽略了一点：诗歌并不是只有一种，诗歌的标准也不是只有一种。舒婷的诗歌是诗歌，海子的诗歌是诗歌，汪国真的诗歌也是诗歌，他们都可以云集在大诗歌的旗帜下面。在纯文学界，要么“倒汪”，要么保持中立。愿意为他辩护的，大多数是大众读者，但是他们没有话语权。那时是前网络时代。

　　我唯一要为汪国真打抱不平的是，当时文学没有进入多元化的时代。现在我可以很放松地说，汪国真属于诗人，他的诗属于诗歌。我们的诗歌可以有很多种，诗人也可以有很多种。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哪怕他最后倒下了，也是先驱。汪国真内心没有认输，他仍然肯定自己的价值。这也是我对他比较敬重的原因。 1998年前后，我跟他说：“你不认输，但你不应该在行动上服输。一个诗人起步时作品可以幼稚和简单，但你应该不断成长，用你的作品反击不承认你的人。别人对你的批评是从美学上来说的，而且是有道理的。你应该让他们看到，你不但能写出大众叫好的诗歌，还能写出精英圈挑不出硬伤的诗歌。 ”而他那时已经开始转向书法和美术了。还有一个原因：他从事书法和美术之后，获得的回报和社会关注度，比诗歌要大。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积极的人，很随和。他不会对什么事情感到愤慨，不会走极端。他不会苛求别人，也不会责怪自己。

　　读者水平在不断提高，中国诗歌也在不断加速进步。在 “倒汪”之后，中国诗歌又经历了好几次颠覆运动……中国的诗歌一直在高歌猛进，在螺旋式上升。

　　在美学上，余秀华比汪国真进步。虽然文学界对她也有争议，但比较余秀华和汪国真，你会感觉到，中国诗歌“合格”的分数线越来越高。当时纯文学界对汪国真可能只会打60分，但今天的文学界，余秀华的反对派也会给余秀华打70分、80分，至少会承认她写的是诗歌。

　　网络时代多元化了，谁也没办法把谁一棒子打死。席慕蓉可能比汪国真更强大。当时诗歌界给席慕蓉打的分也不是很高，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她以自己的定力成为文学界真正的存在，出了一些好作品，得到认可。她在华语诗坛坚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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