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与儒学 作为民族性之表现的思维方式，是指由思维的多种要素、形式和方法而组成的，长久、稳定、普遍起作用的思维结构与思维习惯。各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表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整体的思维倾向，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思维类型，以致成为决定该民族文化如何发育的一项重要而稳定的控制因素。然而，民族的思维方式既非先验的存在，又非一成不变。它是该民族的人群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国际文化交往的充分展开，人们又完全有能力自觉地对本民族的思维方式进行再认识与调整，以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实为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既应包括新的乃至他民族的思维要素、形式和方法的摄取，又应包括本民族传统思维要素、形式和方法的扬弃与继承，是它们的优化组织与再构成。探讨儒学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及其现代化的关系，便肇因于此。

一般认为，儒学的思维方式表现了重视事物的整体功能联系、轻视实体的形质认识，强于综合、弱于分析，重视颇具模糊性的直觉体悟、疏于清晰的逻辑论证等倾向。它具有整体性、直觉性、模糊性、内向性、意象性等特征。①儒学的思维方式不仅影响了古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即使在当代日本，它也作为文化积淀不乏其表现，对于日本的现代化的进程和未来的发展也不能说不会发挥正面的社会功能。

儒学的整体性思维，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都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也认识到这一整体是由不同部分所构成，但认为①详见张岱年、成中英等著《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部分不能游离出整体，更注重各部分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动态联系，力图对整体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做抽象的综合性把握，即《易传》的所谓“观其会通”，如以道、气、太极、理作为代表整体或全体的基本范畴，以八卦或阴阳五行来把握整体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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