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不是学出来的，而是用出来的；英语词汇也不是背出来的，而是造出来的。

　　我因此而在2002年《中国青年报》的专访中建议：让专业外语取代大学中以四六级为导向的公共英语。

　　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我是一名技术人员，英语一直是我渴望通过的，通过您的网页以及您与同学们的通信，我对您英语方面的文化理念、教学创新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我想参加您的课程，可是我在济南，受单位时间的限制，无法去北京学习，不知您在济南还有没有培训课程，或者还有其他方法参加您的学习吗？另外，您当初是怎样学习英语的？盼回复。希望能成为您的学员，祝诸事顺利！

　　刘仁回复：

　　老乡您好，第一，我今年没有在济南讲课的计划，但在北京戴尔学校每个月都有词汇课，其中“五?一”和“十?一”的课程适合外地或者参加工作的同学。第二，我现在不知道您的学历或者运用英语的程度，如果您有高中或者高中以上的英语基础，我建议您现在可以尝试着书面翻译一本与您所从事的技术有关的外语著作，遇到字典中查不到的单词，或者查到了单词但是翻译出的汉语句子连自己都读不懂的时候，就直接给我写信。第三，至于我当初是如何学习外语的，我只想对老乡谈一下自己自学英语的体会，如果您有时间可以阅读下面一些罗嗦的文字。

　　其实，我自己从来都没有认真地学习过英语，只是在年复一年的运用过程中得出一些个人体会，并发现了眼下中国人学习英语过程中无数的荒谬而已。说实话，英语不是学出来的，而是用出来的；英语词汇也不是背出来的，而是造出来的。只要学会简单的语言基础，比如，基本词汇的发音、形状以及其与世界的对应关系，以及基本的词汇排列方式，我认为，这就足够了。剩下来的就是在认识世界表达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词汇知识，并通过不断丰富的词汇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不断丰富的认识。比如下面这个语言学习过程： “1苹果——2要苹果——3我要苹果——4我要一个苹果——5我要一个红苹果——6我要一个红色的大苹果——7远在北京的我真的想要再次品尝一下一个真正产于山东老家的、没有农药污染而又酸又甜清脆可口回味无穷的、大大的烟台红苹果”。这几句话其实就是我个人语言的发展过程——从一周岁左右到现在的35周岁——这也是所有人类个体乃至整个人类的语言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进行学习的就是从“1苹果——2要苹果——3我要苹果”这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是由母亲在三岁之前就已经完全教给了我们，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则是把这三个阶段的声音转化并强化为文字而已，也可以算作语言学习阶段。

　　对于英语学习同样如此，我真的很难想象，一门语言需要从幼儿园（甚至婴儿）一直学到博士阶段还无法运用，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我不敢说自己的英语水平有多好，反正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研究英国和美国最前沿的问题，在研究英国工党的政治理论和美国的社会生态学研究方面，我不仅可以研究这些国家中最著名人物的思想，也可以作他们的同声翻译——前提是给我三个月的时间让我进一步熟悉这位人物的著作和论文以及他所发表演讲或讲话的讲话稿，并查阅研究相关的专业知识，因为就是联合国的同声翻译也需要专业人士首先将联合国发言人的讲话事先翻译成英、法、俄、中等语言。因为这个阶段的翻译不同于“1苹果—2要苹果—3我要苹果”这三个属于日常用语阶段，而是加入了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学术内容，如果像文盲一样对这些学术内容毫无所知，就是说汉语他们也是无法理解的，更何况是说英语。因此，我的词汇课除了解释英语词汇在字母上的形状规律之外，重点解释的就是英语单词与这个世界的真实联系，也就是词汇的学术内涵。同时，我会强调汉字与英语单词的对应关系，强调汉语是我们学习英语的基础，一个连汉语作文都写不好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写好英语作文呢，一个连汉语计算机教材都看不懂的中国人怎么能够看懂英文版的计算机教材呢？高等教育出版社刚刚出版了我翻译的一本美国社会学教授福斯特所著的《马克思的生态学》，这本书的时间跨度从古希腊到新中国成立接近于3000年；人物涉及到德谟克利特、卢克莱修、亚里士多德、培根、达尔文、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些中国人熟悉的名字，而更有上百名的人物中国人基本都很陌生，甚至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中国一流图书馆都查不到他们的资料；知识背景涉及到古代哲学、现代哲学、政治学、宗教、经济学、人类学、人类文化学、民族学、神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理历史学、地质历史学、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动物学、人口学等等领域。提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告诉我的老乡，英语不是学出来的，而是用出来的，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作背景，我根本就完不成这样的翻译任务（当然，我的译文肯定有许多问题，因为书中的一些资料涉及神学和文艺复兴之前的内容，短时间内我根本无法理解其真正的含义，只能根据书面意思和上下文背景大致猜测其意）。当然，如果让我给一位讲汉语的计算机老师用汉语同声翻译他的讲课内容，我也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对计算机语言和编程以及其工作原理一窍不通。

　　从在幼儿园接触拼音的童年到博士生阶段，从山东理工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再到中共中央**局，一路上学下来考下来用下来，我不记得自己对拼音头疼过，也没有对这种跟拼音同祖同宗的英语陌生过，更没有针对任何英语考试专门学习过什么题型之类的东西（上学期间的教材和英语老师布置的作业例外，但在做这些练习的时候，我也是把它们当作表达自己的一种观点，或者学习一种观点的途径），这可能与我对英语的入门方式和对英语的理解跟别人不同有关。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二哥考上了大学，第二年，也就是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我看到二哥留在家中的一本大学英语教材，第一页上有毛主席像，像片下面有一句汉语：毛主席万岁！并在汉语的上面有一句英语：Long live Chairman Mao! 我哥在英文的下面标有汉字发音和单词的汉语解释。我一看就乐了，当时就觉得英语并没有像我哥说的那么难：第一，这些字母在单词中的形状和发音跟汉语拼音的形状和发音基本一模一样；第二，词汇的语序也与汉语基本一致；比如，我们既可以说“毛主席万岁！”，也可以说“万岁，毛主席！”因此，我当时就认为大学英语教材的汉语翻译有点问题，就是现在我也觉得“万岁，毛主席！”更能够反映“Long live chairman Mao”的本意和情感。翻开教材后面的内容，我知道了“1 apple——2 want an apple——3 I want an apple”与中国汉语的语序完全一致。同时，我发现，英语单词long的发音与汉语拼音的发音lang完全一样，只是把字母a换成了字母o而已，这就是我现在所讲的5个元音字母的互换现象。当然，现在通过元音字母还有辅音字母的互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系列词汇教材中有详细的说明），我也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英语甚至其他任何一种拼写语言都有可能来自于汉语。之后，二哥给我寄来了那时收音机里正在播讲的陈琳主编的一本英语教材，我就这样结合着现实开始了对英语的自学和运用。上初中之后，我开始在英语老师王穆武的指导之下正规地学习了英语语法，他毕业于洛阳外国语学院，他使我对英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汉语的角度来说，也就是帮我完成了“1苹果—2要苹果—3我要苹果”这三个英语学习阶段。而从高中到博士阶段，我认为我所学的都已不是真正的英语，而是应试英语，几乎就是ABCD四个字母的游戏。虽然英语老师的水平越来越高，但教学内容却离我熟悉的世界越来越远，几乎能够理解的就是不断地重复英语语法。其实，语法内容在初中我就已经完全学完了，而教材和考试的内容则与我所接触到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因此越学英语越不敢也不会表达自己，比如，我无法用英语解释我所学到的物理、化学、生物、几何、数学、历史、自然等等这些基本问题，问英语老师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一致地回答：这些问题考试的时候不考（当然，可能是对英语的理解超越了考试的要求，这么多年从初中到博士阶段，我的英语考试成绩一直都挺不错，特别是初高中阶段基本上都是满分）。我因此而在2002年《中国青年报》的专访中建议：让专业外语取代大学中以四六级为导向的公共英语，把四六级考试放在高中阶段，而大学或者研究生的英语考试难度以GRE为准。因为，GRE就是美国本科生毕业的一项记录考试，而我国那么多自费到美国留学的人基本上都是通过GRE考试去的，这说明我们中国的大学生完全可以在学术性英语上与美国大学生保持一致。当然，英联邦的IELTS考试则完全将普通英语考试和学术性英语考试分开。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在俚语、方言等日常用于方面与native speakers比较，但是，我们可以在学术性英语方面，也就是标准性英语方面与native speakers保持同步，甚至超越他们。

　　真正与外国人的交流应该是从作硕士论文开始，那时我突然发现，自己运用的英语和英国人、美国人所运用的英语不是一种英语，当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总会发现答非所问的情况，最后我突然明白是中国字典对英语词汇的解释不完善或者不完整甚至错误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并形成了一种Chinese English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危害有时相当得大。比如，“台独”的翻译，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基本上都将其翻译成“Taiwan’s Independence”，而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译法从根本上讲就是存在问题的，甚至有点站在“台独”的立场上支持“台独”势力。因为，在西方文化背景中“Independence”跟“democracy\freedom\equality”这些单词一样都具有普世的价值。当第三世界国家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以及南非从白人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使用了“Independence”一词。美国对“独立”的译法最能够体现我的解释，比如，美国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的时候，他们使用了“Indepengdence”这个单词，并在1776年还发表了著名的《美国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US），而且至今每年7月4日还要纪念“美国独立纪念日”，即 Independence’s Day。但是，在林肯当政期间，也就是在1861年到1865年之间爆发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即南方州要从联邦政府中独立出去，成立以戴维斯为总统的“南部同盟”。这场战争以林肯的北方军也就是政府军的胜利而结束，美国重新实现了统一之后他们就颁布一项法律，叫作《Anti－secession Law》，也就是《反分裂法》。在这部法律中，美国人就没有用“Independence”这个词，因为他们知道不能够也不应该反对“Independence”，这是他们的普世价值观。当然，我们在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法》的英文翻译同样也是《Anti－secession Law》，这种翻译最能够体现台湾分裂势力的本质，同时，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也实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效果，使美国能够清楚地理解中国对待台湾问题的定位和立场。因此，虽然日本和欧盟都发表了不赞成中国通过《反分裂法》的言论；但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虽有不甘但至今也没有正面回应，这说明我们这次对“台独”的翻译是到位而准确的。由此类推，我们是否可以将“台独”正式翻译为“Taiwan’s Secession”呢，如果将来我们反击“台独”时将之翻译为“Anti－Taiwan’s Independence”,美国老百姓是否可能误解我们要反对美国的“独立”“Anti－American Independence”呢，从而支持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对我不利的政策和举措呢，因为两者的英文都是“Independence”。其实，汉语中的“独立”既有褒义词也有贬义词的含义，而英语中的“Independence”则只有褒义而无贬义，因此，大陆学者将“台独”一律翻译成“Independence”，要么是对汉语不理解，要么是对英语不理解，或者是对现实中“台独”的性质不了解，反而是“台独”分子十分理解美国人对“Independence”的感情，一直坚持使用“Taiwan’s Independence”。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回答我说，美国人对“台独”就是这样翻译的，言下之意就是美国人的翻译就是标准。不可否认，美国人可以制定许多标准和规则，但是，在涉及国家主权等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要有自己的声音和标准。也许，我的解释和理解有偏颇之处，但是，美国政府在美国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与“南部联盟”从美国联邦政府中“独立”出来的这两件事情上，分别使用了“Independence”和“Secession”这两个不同的英语单词，这就完全区分了“Independence”和“Secession”这两个单词的政治含义，这就值得我们在翻译“台独”时要斟酌一下。同时，从英语词汇构成的角度来分析，Independence由in（否或非）+dependence（依靠）构成，原创意义就是“不依靠别人”；而Secession则是由表示se（离开）＋cess（走）两部分构成，原创意义即为“离开，走出去。”这就是我所指出的汉语字典对英语词汇的解释中存在一些不足的问题，也是我反复强调学好英语的前提是学好汉语的实质之所在。

　　老乡，因为全国有好多同学问我同样的问题，因此，我就在这儿罗嗦了半天，希望您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同时，我也准备把这封信放到我的通信录上，作为统一的回答，敬请老乡允许。语言其实就是一个漫长的运用过程，直到今天，我仍然在自学和运用许多其他的语言，像刚才提到我所翻译的《马克思的生态学》，那本书里面就涉及到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等内容。我的领导和周围的老先生们精通三四门外语的很多，他们都没有像我们这样学习过外语，其中一位老先生在解放初期学习了三个月的德语就被调到中央某局翻译经典理论著作，那时他根本连发音都不会，但是，由于他精通汉语和俄语以及经典理论，他因而很快就能够成为这方面翻译的泰斗权威。最后我只强调两点，其一要学好汉语，用英语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思想的前提条件是能够用汉语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其二，要有自己的专业，也就是能够通过英语了解国外相关专业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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