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执教的时候，达琳发现了一件让她大吃一惊的事。达琳在昆明仍然执教美术，有一次她出了一个“快乐的节日”的命题让中国孩子去画。结果，她发现很多孩子都在画同一样的东西——圣诞树。她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家都在画圣诞树?开始，她想可能是中国孩子很友好，想到她是美国人，就把“快乐的节日”画成圣诞节。接着她又发现不对：怎么大家画的圣诞树都是一模一样的呢?结果她发现孩子们的视线都朝着一个方向，她朝着孩子们的视线看去，发现墙上画着一棵圣诞树。
于是，达琳把墙上的圣诞树遮起来，要求孩子们自己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快乐的节日”这个主题。令他深感失望、更感到吃惊的是，把墙上的圣诞树遮起来以后，孩子们竟然抓耳挠腮，咬笔头、瞪眼睛，你望我、我望你，就是无从下笔。达琳不得不又把墙上那副圣诞树揭开。
这件事对达琳触动很大，她开始在执教美术时，有意识地观察中国学生。她发现，中国学生画技一般很好，他们画完画后，最常问的是“我的画画得像不像?”而达琳在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办的儿童绘画班代课时，班上的大部分美国孩子画技一般，作品更是不敢恭维：没有比例、不讲布局、更无结构可言，甚至连基本笔法都不会，肆意涂鸦。但他们从不问“我画得像不像”，而只问“我的画好不好?”
“像不像”和“好不好”引起了达琳的兴趣，她下决心深究一下“像不像”和“好不好”的问题。
应该说，当小学的孩子画画时，他们对绘画对象的了解并不是很清楚，因此，此时他们对绘画对象的概念就只能是讲台上老师挂着的那副模板画。也因此，当学生问老师“像不像”的时候，他们所指的就是像不像教室前面挂着的那副画。
既然有“像不像”的发问，就一定有一个可依据的样板来评判“像”还是“不像”。当一个人从小就反复接受这种模式的训练，久而久之就会习惯性的以“像不像”样板来要求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像不像”的问题也会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联系。由于这种训练往往培养的是一种比照式的线性思维，很多人就会培养出一种动力定式导致的定向思维。
而在美国，孩子学绘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板、不立模式，让孩子在从现实生活到内心想象的过程中自由“构图”。所以，达琳执教迈阿密大学儿童绘画班时，班上的美国孩子才会有那样五花八门的、“一塌糊涂”的画作“问世”。也因此，美国孩子画完画后只问“好不好”，而不关心“像不像”。
从绘画来说，长期以“像不像”为标准评价画作，会使绘画成为一个简单的由眼睛到手的过程，由于没有“心”的参与，也可以说是一个类似“复印”的过程。长此以往，孩子的绘画过程就仅仅是一个由眼睛到手的过程。因此，他的眼睛里有画，心里没有画。
眼睛里的画只能是别人的画，只有心里的画才是自己的画。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自己的心中创造出一幅自己的画来，就只能重复他人。而只有心中的画，才会产生动人心魄的震撼力!
究其更深的层面，回答“像不像”的问题，是指“复印”得如何；回答“好不好”的问题，则是指“创作”得如何。美国教师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就是从美术课上信笔涂鸦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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