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形成在道德氛围之中

道德的培养也必须从实体化入手，从道德的体验入手，这样做的前提是道德的判断，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这是一个13至15岁孩子的课堂，我讲了一个故事：在波兰的布拉沙市，有一位名叫海尔曼的医生，他的医术非常高超，远近闻名，他的性格也很倔犟，就像他那把用最好的钢材做成的手术刀一样坚硬锋利。

有天夜里，一个小偷到他的诊所去偷东西，把里面翻得乱七八糟，把找到的钱和一些很珍贵的药装在包里往外走，因为心里太慌，一下撞倒了吊瓶的支架，接着又被氧气罐绊了个仰面朝天，摔断了大腿，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海尔曼医生听见小偷的呻吟声，就与助手从楼上跑了下来，发现了他……

我问孩子：你们说应该怎么办？他们说：打“110”，交给警察。我说那个助手也是这种观点……但是，海尔曼医生却不同意，大家能不能推断一下，海尔曼医生会怎么做？

除了两个孩子，其他全都认为会送到警察局。那两个孩子……一个说：这个小偷当时一定很疼的，我的胳膊断过，这个医生肯定会给小偷打上止痛针，教育一番，让他发誓不再偷东西后放他回家。另一个说：不给他打止痛针，就给他接骨头，让他好好疼一疼，使他再不敢到别人家偷东西。

全班开始争论，主要是对那两个认为应该放了小偷的同学进行抨击，说他俩的观点不对，说要是做了坏事不把他抓到警察局，恶人就会越来越多。甚至还有孩子说，不光送到警察局，而且，送之前还要把他打上一顿。现实中确实就是这样，大家见了小偷都要打一顿，好像惩罚小偷是人们的职责似的。那两个认为应放了小偷的孩子这时候也开始有些犹豫不定，因为在那样的气氛中，一般人是很难坚持自己主见的。

我看争论得差不多了，就说：提出把小偷送给警察的同学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作为公民，每个人都有义务将抓到的小偷扭送公安机关的，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保护大家的安全。说到这儿，持有另外观点的孩子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我接着说：提出治疗并放了小偷的同学的想法让老师很感动，因为他的内心具有作为人类的最伟大的品质——同情心，这个小偷虽然干了坏事，但是现在他成了一个弱者，他在经历着苦难，需要同情。这两种意见都有道理，应该采用哪种呢？

看看海尔曼医生的做法：他说不！来他诊所的病人不能这样出去。于是，海尔曼医生就把小偷抬上手术台，连夜给他做了手术，打上石膏绷带。助手很不理解，说这个小偷拿了您的财物，您为什么还要给他治疗呢？海尔曼医生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我怎么能看着一个没有经过治疗的病人从我的诊所出去呢？

小偷这时已经不再感到担心了，他想，这个医生真好，他能为我治伤，也一定会放了我的。正想着，就见海尔曼医生拿起了电话，通知警察局，让派人把小偷带走。小偷一听，简直五雷轰顶，他向医生恳求：仁慈的医生啊，您已经救了我一次，我真是感激不尽，求您再救我一次，不要把我送进警察局吧！医生两手一摊，说先生，治疗你是我的天职，可在这件事上，我这把手术刀已经无能为力了……

两难命题

讲到这里时，全班孩子不说话了，静了好长时间。从他们的表情里可以看出，小心灵受到的绝不是一般性的撞击，而是一种天翻地覆的震撼。

我是将他们置身于一个两难的命题之中，让他们抉择。

因为年龄及阅历的缘故，孩子往往无法在两种相对的价值体系中间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时候就需要老师出来帮助。可以用比较的方式，比如将多种观点的利弊明确地提取出来，让孩子进行比较；如果这种方式不能奏效，也可以用暗示的方式加以引导，比如老师可以陈述个人的观点：我认为怎么怎么。

要是孩子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老师应该允许他们有所保留；要是他的看法有很大的问题，老师有责任使他明确对与错的概念；要是观点的品味不够高，这就成为一个教机，就得在以后的课程中进行专门的设计，能使他们提高。

这就是说，老师要以“法官”的面目出现在课堂上。传统教育中老师是上帝，不是法官，他不给孩子表述自己的观点的机会，所有结论都由老师来下。法官是组织双方充分辩论，辩论之后再下结论。

《素质教育在美国》那本书中讲到老师不能在孩子讨论时表述个人的观点，以免使孩子受到影响。这个我不赞同，因为这样会导致孩子丧失明确的价值判断，造成价值观的混乱。

当然，这种方式并不是绝对不能使用，还要看是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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