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8日，一纸结婚证书，锁定了一个家庭的诞生。

　　
我的丈夫王尔生，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的孩子，1973年被推荐到黑龙江商业学校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在黑龙江百货批发站，任驻上海采购员。而我经过5年的下乡生活，在1977年考入哈尔滨师范学校历史班，1979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市第四十一中学任教。

　　
我们是1980年经人介绍认识的。由于他驻在上海，我们只好书信往来。他的每一封信，都让我感受到从他骨子里流露出的那种朴实、热情和真切。后来，他考进了黑龙江省商业厅与黑龙江商业学校联合开办的一期省商业系统培养后备干部的商业经济管理大专班学习。

　　
由于婚后没有住房，我俩约定暂时不要孩子。可由于我们都近而立之年，我们学校的校医在没和我商量的情况下给我要了个生育指标(当时独生子女政策刚开始几年，生孩子必须由基层单位申请指标)。就这样，我与爱人只有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了。

　　
1983年5月8日，我的儿子出生了。由于我不会当妈妈，给孩子喂奶从来都是按书上写的办，结果孩子饿得哭闹不止，一直闹腾了一两个月，我真给他哭得烦透了。说实在话，当时我真的没有喜欢孩子的那种情感，以至于给孩子起名时我都没有心情，虽然翻了字典，也没有用心，后来就干脆叫“根”吧，将来孩子长大了做一个根根本本的人就可以了。

　　
1983年6月14日，生下孩子第36天的时候，我参加了哈尔滨师范大学第一期教育系本科函授学员的考试，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当时我不知道，这次考取使我从此关注上了家庭教育，也使我以后受益无穷。

　　
师范大学这三年的学习，是采取面授和函授相结合的方式。由于我的孩子小，每到寒暑假我都要想办法安排好孩子后才能按时参加面授。我学习很刻苦，因为这样的学习机会，对于我这样一个孩子的妈妈来说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许多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对我的工作有启发意义。特别是对儿童心理学的学习，我有一种“偏得”的感觉。因为自己刚刚有了一个小宝宝，这些知识真的好像雪中送炭一样。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学，除了把这些知识用在工作实践中，还要用在自己孩子身上，于是开始了孩子的早期教育。

　　
那时老师讲到了语言发展对孩子智力开发的重要，回到家里，无论孩子能否听得懂，我都很耐心地和他说个没完。王根生下来几个月后，我就自己编了一套婴儿体操，帮助孩子伸伸胳膊伸伸腿。王根非常听话，与我配合得非常默契，不再哭闹。每当我有节奏地数着“一、二、三、四”的时候，他都听得认认真真，并随着节奏做动作。一两个月后，只要我一放音乐、数数字，他便手脚乱动一气。

　　
有一次，我们娘俩做着这样的游戏时，王根似乎听懂了节奏，随着节拍舞了起来。我兴奋地拉过爱人对他说：“你看，他听懂了。”当时，我爱人担任办公室主任，工作非常忙，甚至经常把材料拿回家里来写，根本就没有心思关心自己的孩子，可这一次他也兴奋起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尝到了孩子给我们带来的天伦之乐。

　　
由于我在学校工作，在和丈夫谈起孩子的教育时，他总要“推卸责任”：“晓凡，你是当老师的，咱家孩子的教育问题就由你来负责。教育好了，是你的功劳；教育不好，是你的责任。但我有一条要求，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个综合能力强的孩子。我不希望他是一个高分低能的人，因为未来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人。”

　　
话虽这样说，但丈夫对孩子的教育绝不是不闻不问。他一再告诉我，我是你教育孩子的坚强后盾，当你的“才智”全部耗尽时，我会给你充电，给你掌舵，给你撑腰。他还告诉我：“你一定要让孩子形成这样一种定势——如果轮到爸爸上手时，那一定是问题很严重了。晓凡，你一定要有教育孩子的底气，那就是王根有一个十分严厉的爸爸。”

　　
儿子是我的“实验田”，20年的实验，让我获得了一大笔心灵的财富。这笔财富的取得不能仅归功于我，也不能仅归功于儿子，而应该归功于前辈教育家们总结出来的教育理论与规律，因为我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去培养孩子的。

　　
这次学习之后，在孩子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我都能适时调整自己，对孩子进行不同内容与方法的教育。比如，在幼儿时期，我比较注重以语言发展为主的启蒙教育；在小学低年级时期，主要是从兴趣爱好入手来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初中时期，主要是培养孩子对学习的认识以及提高思想道德和意志品质水平；高中时期，以人生观、世界观教育为主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大学阶段，则以自立自强为主进行人格素质教育。

　　
在进行所有的教育时，我始终坚持把孩子的心理健康放在首位，力争让我的孩子成为一个健康、向上、快乐的孩子。

　　
而这么多年来，我的深刻体会是：无论我们的家长是否做好了准备，现代社会都会给家庭教育注入一种新的活力。家庭教育首先是家长的教育，家长必须要有一种理性上的成熟，才能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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