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当他们出现心理困惑、遭遇学习困境、面临生活困难时，能否得到远在几百里甚至几千里之外父母的帮助？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现状如何，存在那些主要困难，这些都非常值得关注。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农村留守儿童也越来越多。安徽省含山县的云云(化名)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她才5岁，可父母出去打工已经有三年了，留下她和爷爷奶奶。老人没有文化，村子周边也没有幼儿园，接受幼儿教育的事根本谈不到。平时，云云就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玩耍，爷爷奶奶在生活上对她照顾得很周到，她也似乎挺高兴的，但是，如果谁问起她的爸爸妈妈，云云就会转过身去抽泣个不停……
孩子渴望父母之爱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农家女书社项目官员高月琴来自安徽，云云是她亲戚的孩子。高月琴对记者说：“在我们老家，绝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其中在城市里收入比较高、生活相对稳定的并不多，所以只有很少的孩子能和父母一起进城。云云的爸爸妈妈一直想把孩子带在身边，但苦于生活压力太大、孩子到城里没人照顾，所以最终还是被留在了家里。”据她介绍，有一些孩子也曾随父母到过城里，可由于父母或无立锥之地、自身难保，或忙于打工、没时间照顾，很快又都被送了回去。
留守儿童虽然有父母，但是依然不得不接受“骨肉分离”的现实。高月琴说：“每次父母和孩子团聚后，留守儿童都特别怕父母、尤其是妈妈再出去打工。每次妈妈临走的前几天，云云都搂着妈妈的脖子睡觉，夜里还常常哭醒，求妈妈别走。每年农历的正月初六到十六，在村口，天天都能看到孩子哭、大人哭、难舍难分的情景，孩子抓着大人不放，好容易被拉开了，大人又一步一回头，这种撕心裂肺的场面让人看了特别心酸。”
上下学有家长接送、学校有老师谆谆教诲、家中有父母关心爱护，受了委屈可以对爸爸妈妈诉说，这是每一个孩子都向往的家庭生活。但是，这些对留守儿童来说简直是种太奢侈的愿望了。一年只能和父母共同生活上几天、通几个电话，甚至有时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留给他们更多的则是对于父母无尽的思念和对家的渴望。
“话匣子”变成“闷葫芦”
很多留守儿童都是从年幼起就和父母长期分离，由于常年享受不到父母的关爱，多数留守儿童缺乏安全感，性格内向、胆小、自卑、不愿与人交流。高月琴的儿子张越(化名)就是个典型的例子。2003年，高月琴出来打工，还在上小学的张越留在家里和爷爷一起生活。再相聚时，她发现儿子以前的爱干净、勤快、自己洗衣服、做饭等好习惯没了，这些事全由爷爷代劳了。儿子变懒了、变脏了。以前是个嘴甜、见人很爱说话，人称“小话匣子”的儿子，竟成了“闷葫芦”。高月琴发现儿子和自己越来越生疏了，平时往家里打电话，儿子的话不多，如同一个“听众”，问什么、儿子回答得都非常简单，有时尽量回避；嘱咐什么，也只是说“我知道”，或者干脆“嗯”一声，一对曾经亲密的母子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彼此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障碍。从那时起，高月琴就坚持每个月给儿子写信，也请孩子的爷爷、大伯、大妈帮着了解孩子心里，以便找到和儿子沟通的契机。尽管她做了一些努力，但收效并不明显。
高月琴深有感触：“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精神上很孤独，在心理上很容易和父母产生距离感，感情上也变得生疏了，对孩子的性格产生不良的影响。”应该说，高月琴还是一个比较关注孩子心理变化的家长，她在尽力地了解儿子、希望走近孩子的内心，无奈空间的距离，使她对儿子的教育鞭长莫及。据了解，在我们身边，像她这样的农民工家长为数不多，更多的是终日忙于生计，忽略了对孩子内心和情感的关怀。
玲玲(化名)曾经是个爱说爱笑、活泼好动的小姑娘，父母出去打工一段时间之后，她有了明显的变化：遇到亲戚、熟人和她说话，总是低着头回答；要是家里来了生人，索性躲到另一间屋里不出来。高月琴多次让玲玲的父母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们一则觉得带孩子出来有很多麻烦，二则也没有意识到长期的分别对孩子内心的伤害。在玲玲的父母看来，孩子能吃饱穿暖、生活上有人照顾，自然会长大的。
留守儿童多由爷爷奶奶或家里的亲戚监护，他们在家庭教养上容易走两个极端：一是溺爱、各方面包办代替；二是对孩子不闻不问、或对孩子的不良行为采取放纵的态度，致使他们养成了不好的行为习惯，这导致留守儿童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自闭型，性格内向孤僻、不善与人交流；二是逆反型，暴躁冲动、情绪不稳定、自律能力差、逆反心理强。
对于这些现象，很多农民工家长根本就不知道从何入手去疏导孩子的心理，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家庭教育，往往以棍棒代替沟通和引导，久而久之，致使孩子的学习自觉性放松，成绩落后，失去自信。
物质补偿代替精神补偿
很多农民工家长总觉得自己长期在外，亏欠孩子很多，他们想到的往往是以物质来补偿孩子。在高月琴的老家，农民工家长和孩子团聚的那几天，购物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有些学龄前孩子跟父母去超市，家长就让他们随便挑，有的孩子见什么都往购物筐里扔，能买上几百块钱的东西；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则要买名牌鞋和衣服，对孩子提出的要求家长也是尽量满足，甚至对孩子的无理要求都会答应。不少家长觉得，自己在外面打工，挣了钱，就应该让孩子吃好、穿好。
这种现象在农民工家长中相当普遍，他们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往往存在物质投入有余而精神关怀不足的状况，尤其是那些成为雇主、包工头的农民工，家庭收入比较高，很容易养成孩子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却很少从心理上、情感上关注孩子、教育孩子。不仅如此，部分家长在“暴富”之后所显露出的重玩乐享受的心态，妨碍了孩子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这一点是对孩子的致命伤。
农民工家长忽视对留守儿童的精神关怀和心理沟通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家长没有家校配合、共同教育孩子的意识。高月琴介绍，在她安徽的老家，学校老师很少能够与家长联系得上，家长也几乎不会主动给学校老师打电话，了解孩子的情况。不少父母认为：把子女送进学校就等于送进了“保险箱”，培养和教育孩子是学校的应尽之责，能否成才全靠老师和孩子自己。孩子的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心理上有什么困惑，父母统统不知道，当然更谈不到有效地疏导了，这无疑造成了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封闭。
看重成绩忽视素质教育
一项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农民工家长的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多数家长进城打工，是为了挣钱供孩子上学，他们很看重学习成绩，希望孩子能够读到大学或以上程度，期望日后能改变孩子的命运。然而，由于家长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在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上往往有失理性和科学。“多数农民工家长在教育孩子上缺乏耐心和方法，年龄小的孩子学习成绩下降，父母打骂的比较多；对初、高中的孩子，父母打骂情况相对少了，代之以唠叨，家长打电话回去也总是督促学习。家长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有关孩子的事情往往大人做主，很少和孩子商量，教养行为以专制型为主。高月琴说。
高月琴发现，家长的价值观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一般来说，家长明理、孩子就明理。但一些农民工家长对孩子的性格品德、心理素养、劳动能力、生活能力等多方面考虑得并不多。高月琴介绍说，儿子7岁上学时她就告诉儿子：“从现在起你就是大孩子了，自己的书包、鞋子要自己洗，还要学习做饭。”在家乡的小河边，经常能看到他们母子的身影，高月琴洗衣服、儿子刷鞋。村里人见了，有的说这女人心真狠、像个后妈，让这么小的孩子干活；有的则劝她别这么苦着孩子。
然而，由于多数留守儿童是被隔代监护人或亲戚收留和照顾，包办代替的居多，父母也觉得这样孩子不至于受委屈。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有一个观念：那就是只要孩子学习好，将来能走出农村，比什么都强。
孩子上高中 妈妈陪读
“陪读”，目前已经不再是城里妈妈的专利，在很多县城，同样聚集着一批批来自农村的陪读妈妈。高月琴曾是其中之一，儿子读高二的时，她曾经从北京回到了安徽含山县城，租房和儿子一起生活。
当时，促使她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儿子养成了一些坏习惯，包括长时间上网，厌学等。她刚回去的那段时间，想尽办法纠正孩子，严格限制他上网，并提出了很多要求，儿子不能接受，母子俩几乎天天吵架，彼此很是隔膜。
一段时间过去了，儿子的学习没有多大的起色。高月琴意识到对待青春期的孩子不能这么直奔主题，自己必须改变方法，巧妙地和孩子沟通。于是，她找机会和儿子聊天，尝试和他开玩笑，开始儿子对她不理不睬，甚至还躲着她。高月琴依然设法把自己当成儿子的朋友，和他拉家常，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和他商量，尊重他的意见，并暗示他：妈妈并比逼他非要考上大学，但他是男孩子，要懂得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任。慢慢地，儿子的态度有了好转，自觉控制了上网时间，学习的态度也比以前积极了，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高考时，全班70多位同学，只有两名同学被高等院校录取，其中之一就是张越。
高月琴介绍，在她的家乡，陪读不是个别现象，绝大多数农民工家长无论在哪个大城市打工，一旦孩子念高中，一位家长、更多的是妈妈们就会选择回到县城租房陪读，有的靠孩子父亲的打工收入维持生活，有的则一边陪读、一边在县城打零工。高月琴说，含山县城虽是个小地方，但近几年房价也涨了不少，租房子也比前些年贵多了，家里经济条件允许的陪读，经济条件不允许的“砸锅卖铁”也陪读，家长的想法是：牺牲三年，也要供孩子上学、看着孩子念书，做好后勤，千万不能让孩子荒废了学业。父母这样做，是希望孩子日后能考上一所大学、大专，将来能有个比较好的出路，彻底摆脱农民的身份。
“打工是为了下一代，回来也是为了下一代，挣钱顾不上孩子，顾孩子挣不上钱。”高月琴的话，代表了所有陪读妈妈的心声。然而，这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一些孩子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觉得陪读和高考如同一场赌博，如果高考失利，一家人三年的心血将全部付诸东流，很对不起父母。同时，很多孩子从幼年起长期与父母分离，在感情上疏远父母已是不争的事实，再加上父母除了逼他们读书还是读书，产生逆反心理，很少或不愿意与家长沟通，心与心难以拉近，孩子内心依然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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