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次，给亲戚帮忙搬家，在旧书堆里发现了一本书，那是日本女作家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姑娘》，我和好友赵冬梅如获至宝，反复看了好几遍，我也由此迷上了教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窗边的小姑娘》为我指明了教育的目标，让我对人性教育理念崇尚至深。书里那个小女孩由于好奇而不停地开关自己的书桌，劈劈啪啪地响个不停，置“课堂纪律”于不顾，那都是她可爱天性的自然流露，而书中的巴学园则是孩子们向往的乐园。
我们的传统教育有太多的清规戒律，严重扼杀了孩子的求知欲和创造力，只有懂得尊重孩子天性的人，才能做好灵魂的引导者。
后来，我和赵冬梅还专门邮购了两本《窗边的小姑娘》，题写扉页互赠留念。我俩也因此在家庭教育上产生了惊人的共鸣，常常就书中一个情景讨论得热火朝天。那时我们才十七八岁，还很天真幼稚，我们一致认为：当家长是要经过家庭教育学校培训的，没培训过的家长，不能生孩子！
从那时起，我瞄上了学校图书馆，开始浏览了很多流派的教育学专著，慢慢地连那些跟教育有关的小说、诗歌和电影也进入我的视线。国内的很少，国外的有一些，也多属只言片语。我把他们摘抄、记录了下来。
这个兴趣越来越浓烈，平时看书读报看电视也习惯性地搜寻着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的蛛丝马迹。也正是在这个痴迷的过程中使我逐渐悟懂了，所谓的家庭教育，整个过程就是家长和孩子共同生活的过程；研究家庭教育就是要研究生活、研究家庭关系，就是要研究人性，研究孩子的天性，就是要坚持尊重孩子天性，坚持教育融入生活，坚持方法服务于状态，坚持以幸福为人生目标，坚持以幸福为教育的目标。
我那三个学期的教学生涯，其实就是对这一理念的一次应用，虽然时间短，但是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给我后面的探索和实践增添了信心。
学校为了照顾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是要有些“纪律”的，这个节约成本的知识传授模式是很难做到因材施教的。现在稍好些的学校班级学生名额都超过五六十人。老师迫于成绩标尺和升学率的压力，无暇顾及哪个情绪低落，哪个好奇心强。那些保障顺利授课的戒条，也就在这“无暇”的瞬间扼杀了孩子的天性。
更可怕的是，对于学业进度稍慢些的学生，老师家长联手提倡刻“苦”学习。而正是这一个“苦”字让很多很多学生望而生畏。我却希望孩子能多一些自由，不要禁锢孩子孱弱的心灵。我的教学经验也告诉我，只有自由的心灵才能尽情吸收到它所需要的营养，才能滋生出向上的动力和创新的能量。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倡导：把“幸福指数”计入“教育成本”中，我们不能为了培养孩子成才，牺牲和谐的家庭，牺牲愉快的生活，甚至牺牲孩子的健康，牺牲父母的事业。
生命是有限的，父母能陪伴孩子生活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的。这期间的幸福和快乐影响孩子一生，家庭中任何一方的痛苦都将成为另一方背负一生的十字架。
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幸福指数”很高，那么他自信、自尊、自强，学习主动性就会更高，学习对他来说定是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那么他自然会习惯性地活到老学到老。毕竟学习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终生必需品了。即便没有超凡的成就，他的人生也是成功的。
比如最长寿的大音乐家巴赫，为了帮助妻子学习弹琴，他竟然专门为妻子写练习谱例。我们不难想象是愉悦和谐亲情融融的家庭生活滋养出这样一个长寿的音乐家。而且也正是因为巴赫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对心灵安宁的驻守，而终成为最伟大的音乐家。
如果一个人在受教育时“痛苦指数”很高，那么面对学习，即使他有强烈的成功欲望，也要先压抑和对抗自己对学习的种种厌烦、畏惧等负面情绪，这需要付出比别的孩子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心里总是自己和自己打架，这种心灵的内耗将一直延续到他成年后的学习中去。情况严重的还会制约着性格发展，使他习惯性地逃避学习和工作，即便有些成就，也不足以填补他那庞大的经年累月的内耗。
这样的孩子，即使成功，也将痛苦一生。比如作曲家贝多芬，在父亲的打骂声中长大，童年几乎没有幸福可言，成年后也时时处在自我斗争的痛苦中。虽然最后成了伟大的音乐家，但一生都很少能体会到幸福。这样的教育“成本”实在太昂贵了！
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在实施对女儿的教育计划时，就时时关注女儿的幸福感，女儿的练琴状态成了检验陪练方法的重要标准。
女儿3岁去幼儿园。天生睡眠多的她中午睡不够，还要遵守一些“要”和“不要”，比如：听课要把手放到椅子后面，下课不要在室外跑动，回家还要写两篇作业等等，这些让女儿很不开心，断断续续只去了3个月，愉快的时候不多，我最终把女儿接回了家。
过后我走访了20多家幼儿园，选定一个小老师做我的家教助理，那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开始时，我把吃水果、喝水、看电视、听音乐、阅读、练琴、晒太阳等每天的日程都写在纸上，具体时间顺序，由助理和女儿在早上就商定好，形成日程表。我上班，助理就负责一些知识性的教学和休息游戏时的陪伴。
那时我的工作单位和家在一个小区里，距离很近，下楼打热水的空挡，我就能看一趟女儿。这样，一有空闲我就回去参与她俩的游戏项目。为此，很感激我的老领导葛喜林秘书长，他对我很宽容，从不安排我加班，尽量少地给我安排业务。由于平时他不在时间上要求我，在工作中我也就更加用心了。
就这样，女儿完成了学前准备，由于睡眠充足，玩得尽兴，练琴自然就效率高。在练琴中间的那些玩耍时间里，女儿愉快地通过了识字阅读关。快上一年级时，钢琴也通过了4级的考试。
在学琴的过程中，由于女儿稳步前进，经常赢得老师的表扬，在比赛里也常常获奖，引得好多的琴童家长来向我讨经验。
我发现有些家长太要强，甚至不计成本。为了给孩子当陪练，妈妈辞掉工作，省吃俭用，甚至卖房子卖地，我觉得不可取。个别妈妈这么做了，也许值得敬佩，但不值得推广。
如果母亲们各个都设立一个必须拼命的超高目标去教育子女，子女也照样再设立一个必须更刻苦的超高目标教育下一代，那样，母亲将世代是含辛茹苦的，家庭生活也将苦不堪言。
所以我赞成设立教育目标要量力而行，以让家长和孩子都感受到幸福为标准，哪怕一时考不上大学或者读不起大学也没关系，只要拥有了终身学习的观念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孩子也就有了成就人生的法宝。孩子和母亲共同走过这几十年的生活是幸福的，这个已经很值得了。
每每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感慨很多，要站在人生的尽头往回看，99%的纠结都豁然开释。所以我一直珍惜和孩子共处的每一天。
也许是因为我从小就有短命的忧虑，时常有临近生命尽头的感觉，就是工作以后也是这样，每次出差或旅行前，我都会暗暗问自己：“假如生命到此终止，我活得幸福吗？我的父母因为有我而幸福吗？因我而生的女儿活得幸福吗？”
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我们要把幸福指数计入教育成本，在家庭教育中把幸福感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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