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让梨”的故事本是教育中国孩子们要学会谦虚礼让，但是教科书里却省去了后面部分，所以人们一直认为孔融是一个很懂事的好孩子，其实不然。当初孔融把大的梨子给了哥哥和弟弟，就有人指出：“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城府。”果然，孔融年龄稍大后，竟然抛妻弃子，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中国教育家们一直都无法解释出其中的道理，归根到底就是缺少对孔融心理动机的揭示，把“礼让”行为误当成了“仁爱”道德表现，让“诚实”无辜地被“谦让”所抹杀，结果让一个虚伪的人格变成了近两千年的教育榜样。

　　中国文人或名人很喜欢找机会表白自己对穷苦人的同情，从高人一等的角度去渲染这种居高临下的悲悯，无非是彰显自我道德优越感，那些富人搞捐款时总爱同时贬低穷人的人格和智慧，那些批评他人伪善的人总爱表现自己的超人道德境界，这些都让中国社会非常难形成真诚慈善的氛围。

　　相比之下，美国人讲究实证，总爱通过实验论证一种行为的真正动机和效果，对于孔融让梨这个典故也有过经典论证。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在全美选出了50位成功人士和50名罪犯，分别给他们写信，邀请他们谈一谈自己的母亲。有两封回信给他的印象特别深。这两个人谈的事，都与“孔融让梨”有关。

　　一封来信是这样写的：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的大小不同，我一眼就看见中间的又红又大的，别提多想得到了。妈妈把苹果放在桌上，问我和弟弟：“你们想要哪个呀？”我刚想说要最大最红的那个，没想到弟弟抢先一步把这话说了出来。妈妈听后瞪了弟弟一眼，责备他：“好孩子，要学会把好东西让给别人，不能总想着自己。”

　　一听到这个话，我马上转过弯来了，改口对妈妈说：“妈妈，我想要最小的，把大的留给弟弟吧。”妈妈听了很高兴，就把那个大苹果“奖”给了我。从此我知道了，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能直接说出来，要学会说谎。以后我学会了打架、偷、抢，只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不择手段。直到现在我被送进了监狱。这是一名犯人写来的信。

　　第二封信是一位名为约翰成功人士写来的，信中说：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大小不同的苹果，我和弟弟们都抢着要大的。妈妈把那个最红最大的苹果举在手中，对我们说：“孩子们，这个苹果最红最大最好吃，你们都有权利得到它，但大苹果只有一个，怎么办呢？现在咱们做个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3块，你们3人一人一块儿把它修剪好，谁干得最快最好，谁就有权得到它。”结果我干的最好，就赢得了最大的苹果。

　　这与其说是美国版的“孔融让梨”，不如说是“约翰争梨”。要说一个故事就能决定一种人生，显然是极而言之；但要说母亲的观念和做法对孩子的一生没有影响，也不实际。事故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供给我们的启示。

　　在“约翰争梨”的故事里，约翰和他们的兄弟无论年龄多小，都是他们妈妈眼中拥有独立人格和意志的“人”，是人能任由成人意志驱使安排的。“约翰争梨”，正视人的天性和权利，通过制定和执行规则，实现了人的权利和义务之间、个人利益诉求和社会道德要求之间的统一。

　　当然，这种“争”，是“明争”，不是“暗斗”，更不同于抢、夺。它必须在两个条件下进行，一是有一套大家认同的规则，二是有“裁判”监督规则的执行。这也正是西方人习惯民主文化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中国人更相信个人的礼仪道德比人权平等和社会义务更重要而有效，结果形成了人治型社会。

　　在西方的教育体系中，孔融让梨显然不符合他们对学龄前儿童的教育理念，西方学者普遍对此进行了实验。在传统的西方家庭中，一位家长为了观察孩子们之间的友爱程度，把大小不同的苹果放在桌上，任由他们挑选，在挑选的结果出来以后，家长表扬了那位选的最小苹果的那位孩子，而对那位挑选了大苹果的孩子进行了批评，其实在挑选的最初，那位选择小苹果的孩子也是想选大苹果，但他懂得选小的更能赢得大人的青睐，从而违背自己最初的意愿选择了小苹果。

　　而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了那些受批评的孩子一些启发，间接导致了孩子们学会了撒谎，过早接触了一些不良的信息。最终孩子们长大后都走上了违法的道路，然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另一个家庭，却发生了不同结果，家长鼓励挑选小的苹果的孩子，赞扬他们的友爱精神，并且表扬挑选大苹果的孩子，称赞他们勇于追求自己想要的，显然这些孩子长大后都有了不一般的成就。从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并非孔融让梨就一定能造就一个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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