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场面：老师带着孩子玩完以后，孩子会问：老师，我们现在可以玩了吗？
为什么很多幼儿被剥夺了游戏时间，不得不去学习英语、弹琴、绘画等等？
孩子的游戏成了变相的作业或上课。
一位幼儿园老师设计了这么一个游戏情境：老师扮演“鸡妈妈”，小朋友们戴上头饰当“小鸡”，“鸡妈妈”领着“小鸡”们到小猫家串门，小猫不在家，但在家里的地板上留下一些写着数字的卡片，让“小鸡”们找出这些卡片，并且根据这些数字在地板上绣花，卡片上写着几，就绣几朵花。
“这样的游戏在如今的幼儿园里非常典型，老师是想通过这个游戏检查一下孩子们是否掌握简单的数字概念。”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黄进说，“但是我们却不禁要问：孩子们在老师设计好的游戏里，在老师的带领下没有一点自己去开发新的游戏情节的想法，这样的游戏其本身有没有存在的意义，是不是成了一种点缀？”
有专家认为，不少幼教工作者把游戏当作“糖衣”，靠“糖衣”来诱使孩子们吞下知识这个“苦片”。“人们认为在幼儿园里游戏对学习重要，是因为人们希望游戏能赋予孩子们一些经验、技能和知识。”黄进说，“但却忽视了游戏最重要的一点，即孩子们在游戏中自主的、欢愉的体验。”
在前不久举办的“中国幼教百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与会专家学者提到了当前学前教育中的游戏缺失现象。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系教授李季湄说，所谓游戏缺失，更多是从游戏被成人控制这个角度而言。不少专家认为，老师成了游戏的设计者，游戏成了老师导演下的“一台戏”，成了外部强加的活动，成了变相的作业或上课。
“游戏应该是孩子自发感受到乐趣的行为，但现在许多幼儿园里游戏是按成人的意愿在玩。经常老师带着孩子玩完以后，孩子会说：老师，我们现在可以玩了吗？孩子们根本不把这认为是游戏，是玩。游戏被当成了工具。”
李教授说，“当然寓教于乐也有其合理的地方，但不能都是这样的所谓‘游戏’，大部分还应该是孩子自发的游戏。”
成都市第五幼儿园的老师曹伟的经验是：让孩子们玩自己的游戏。她给记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她跟班上的孩子们一起吃卤花生，有孩子突然问：这种有很多味道的花生是怎么做出来的？于是，孩子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很快孩子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卤花生是种出来的，另一派认为是煮出来的。曹老师提议孩子们干脆一起来做试验，看看卤花生究竟怎么做出来的。于是一组孩子开始种花生，另一组孩子则开始煮花生。答案当然很快就出来了，但煮花生的孩子却很有兴趣地加入到种花生的行列中。种花生的过程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怎么才能让种出的花生有味呢，有孩子说直接把辣椒和花椒加到土里，但立刻又有孩子说不对，应该把辣椒和花椒泡水浇到土里；随即又出现了新问题：用热水泡、温水泡还是冷水泡？
“这些问题，我都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曹伟说，“他们完全能够解决，孩子们的能力和创造经常会让你意想不到。”
曹伟说她班上的孩子们玩的游戏主题经常是从孩子们讨论的感兴趣的话题中找出来，游戏情节怎么发展进行下去也由孩子们来决定，谁在游戏组织中扮演什么角色，不是由老师来指派，而是由孩子们自主决定，最后游戏做完了，再让孩子们自己来作评价。“那你呢？起一个引导作用？”记者问她。“严格来说，‘引导’这个词不准确，不是引导，我只需要在一旁观察和发现他们，让他们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必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建议和帮助。”曹伟说，“我跟他们是平等的，是他们的一个玩伴，跟他们一起玩。”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刘焱教授认为，学前教育不但要使幼儿全面发展，而且还要使他们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幼儿园的各种活动都应当体现幼儿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并给幼儿自由自主活动的空间和时间。幼儿的创造性游戏应当体现创造性，而不要把成人的期望和想法强加给幼儿。教师不能用组织作业或上课的方法来组织和指导幼儿的游戏。应当改变“重教师编制的教学游戏、轻幼儿自发的自由游戏”的倾向。
但是幼儿园的老师们也有满肚子的苦水。据说，如果孩子在幼儿园做游戏多了，认字识数少了，就会有家长找上门来提意见，“我让孩子到这里来是受教育的，不是来玩的”。
刘焱教授说，“提前开始”、“越早越好”已经成为现代人们对于婴幼儿教育的普遍信条，望子成龙的家长希望通过这种“提前开始”的学习，让自己的孩子赢在人生竞争的起跑线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幼儿被剥夺了游戏时间，不得不去学习英语、弹琴、绘画等等。
尽管1989年颁发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中提到“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是幼儿园教育工作的原则之一，但刘教授指出，理论上、口头上重视游戏，实践中轻视甚至忽视游戏，已经成为当今学前教育领域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矛盾现象。
“幼儿园教室中的游戏在迅速减少，使用笔和作业纸的现象在急速增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刘焱教授说，“幼儿教育也已被纳入到应试教育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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